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
　　经常看到有人为毛泽东唱赞歌，认为他为中国经济打下了基础，列举那二十多年的什么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和铁路建设的数字，认为那个时代没有贫富悬殊，人民不富有，但是生活有保障，甚至有人举外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其中包括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那么事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就让我来总结一下。其中很多数据也来自于《世界经济千年史》。
　　首先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在几百年来都是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来就不小，如果要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毛泽东时代绝对比不上满清甚至军阀混战时期，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3%，直到1913年，仍然占世界的8.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获得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在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反而会发展经济，比如广东的爱群大厦、海珠大桥都是在军阀陈济棠统治时期的产物。
　　由于连年的战争，到1949年，中国的现状是一片荒芜，百业待兴，中国人民也把满腔希望寄托在毛那里。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中国人民的希望，他们得到的是…………。
　　从1950年到1973年，中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5.02%，低于拉美国家的 5.10%，低于墨西哥的6.38%，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所以他的增长率理所当然要高一点，比如我的收入增长百分比很容易比李嘉诚高一点。从 1973年到1998年，中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84%。这些增长率还是以美元计算的，事实上在中国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完全失真的，大家还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才退出的外汇兑换券，外汇兑换券是按官方公布汇率兑换的，可以在特供商场买到很便宜的商品，当时人民币对美元两元多的比率只能在小范围内有效，一旦放开只能是大幅度的贬值，现在美元黑市几乎消失，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才消化掉毛时期的虚假财富。
　　
　　中国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在1950年是4.5%，到1973年占4.6%，而在同时期，亚洲国家（不含中、日、印）的GDP从1950年占世界GDP的6.8%上升到1973年占8.7%，而日本1950年占世界GDP的3.0%，上升到1973年的7.7%。中国在当时的发展连亚洲一般国家都不如，当然有人说日本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中国或者因为不给中国战争赔款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中国人口多、素质差，这些我就不做评论了。按照中国（社科院）统计，1952年，中国GDP占世界的5.2%，1978年占5.0%。人均 GDP1952年占世界平均水平（注意不是欧美国家，包括亚非拉兄弟）23.7%，1978年占世界平均水平22.3%。按照高盛的数字：1950年中国 GDP占世界GDP的7%，1970年占世界GDP的2%。高盛的数字也许是按人民币实际价值估算的。不管哪组数字，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都低于同时期世界平均发展速度。
　　中国GDP的增长率很慢，考虑到人均GDP增长就更慢了，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从1950年到1973年只有2.86%，同时期日本是8.05%，只有印度是1.4%，而其他亚洲国家是3.56%。
　　在一个和平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在毛时代有60，61，62年连续下降回复到1953年水平的记录，67年下降了10%，71到72年只增长了百分之零点六，在74年又下降，76年下降了5%，1976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再也没有发生过倒退的悲剧。同时期的印度只有57年、65年、66年是下降的，要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了五次印巴战争。虽然毛口口声声说要赶英超美，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在1950年相当于西欧12国人均GDP（5013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的8.7%，到1976年，中国人均GDP下降到只相当于西欧 12国人均GDP（12742元）的6.7%。即使不去看这些数字，试问水泥、煤炭、钢铁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资源型工业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一汽在五十年代和日本丰田差不多同时投产，当日本丰田成长为年产几百万辆车的世界名企的时候，一汽还在做30年前苏联提供技术的车型。在毛时代中国做出了原子弹，但是在那样的经济基础上，中国做不了几颗而且当时没有运载工具，中国的原子弹最多在自己的土地上用一用，它没有造出穷人的原子弹，只是造出穷人挨的原子弹。直到1980年，中国洲际导弹研制成功，这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把原子弹扔给别人。当然拥毛的人是不在乎自己和同胞的生命的，哪怕完全不值得。
　　
　　中国的出口额在1950年是63亿，占本国GDP的2.6%，到1973年只有116亿，降低到占本国GDP的1.5%。很多人陶醉于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认为现在对外依赖过大，其实毛泽东只是把中国经济拉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出口额在1978年仅占世界出口额的0.8%，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占世界出口额1.6%的水平。当然有人可以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原因，不过毛泽东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中国一直喜欢和印度做比较，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就看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关于印度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很多文章评述，比如印度的多民族是真正的多民族，最大的民族还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充满了种族和宗教冲突，还和巴基斯坦进行军备竞赛。中国虽然号称多民族国家，但是汉族人口占90%以上，而其他大部分民族也被汉化程度很高。即使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印度的发展比中国快，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 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很快就超过了印度，这样我们才有了理直气壮的对比的资本。
　　一般认为，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的失策是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候，毛泽东时代也不是提倡生得越多越好，在七十年代初，中国就提出了计划生育，不过毛时代提出计划生育主要还是因为粮食供应实在太紧张了，今天40岁以上的人都有饥饿的回忆，而1976年中国人口只相当于现在的70%。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增长大致在10‰至16‰，这和日本同期的增长幅度接近，在1961年，中国人口居然比上年下降了674万，这其中的悲剧就不细说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出现在80年代初，比如1983年达到 23‰，1990年，日本已经下降到3‰，而中国仍然保持着13‰，值得注意的是，到199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是8‰（日本为2‰），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早就该取消了，如果说毛泽东在人口上面犯错误的话，只能说由于他对教育的破坏，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得不到教育，他推行户籍制度完全斩断了城市化进程，工业就业人口少，所以让人口高出生率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初。
　　
　　毛泽东时代并不象现在健忘的人说的那样人人有书读，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全国高等学校只招收29万个大学生，1978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只占大学年龄阶段的1.4%，同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40万，在校大学生只有85万人，1998年全国大学生在校人数为600万人，2005年，增加到1400万人，就算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交不起学费，教育状况也已经天壤之别。我不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有多少人能靠推荐上大学，我们只知道恢复高考是让无数青年欣喜若狂的大事，他们洗干净脚上的泥土或跳下拖拉机走进考场，直到现在，这些恢复高考后培养的人才还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很多人讲起自己的故事都是从恢复高考说起。1978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5.33年。毛泽东时代的学费也许确实很低甚至免费，但是平均每人只有5.33年，直到1998年，这一数字才上升到8.93年。即使读这五年书，我们还要为没有书本和笔发愁。虽然学生们没有书读，《毛主席语录》却印刷了50多亿本，当时全世界每人可以分到1.5本。
　　现在很多人对高房价很有意见，甚至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福利分房，可是在1978年，国家建委作出一份《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报告》，当时全国有城镇3400个，人口1.1亿，城镇人均住房只有3.6平方米，比解放初期的人均4.5平方米还下降了0.9平方米，在大城市里，几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几家人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多住宅里没有厕所，冬天的时候到离家几十米甚至几百米远的地方上厕所的滋味，很多人忘记得很快，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大街边还看到家家户户门前早上放着马桶。即使这可怜的三点几平方的房子也不是什么个人财产，很多房子是属于单位的，如果谁没有了工作，就意味着这三点几平方的房子也没得住了。三点几平方是什么概念，确实是只有一张床而已。而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均住房会好一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不到两平方米。2004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长到21平方米，广州市人均住房在1985年是3.86平方米，1995年上升到9.2平方米，而2004年是22.49平方米。
　　
　　在毛泽东时代，很多地方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派民兵荷枪实弹的看守他们，现在还有少数的麻风病村，就是毛时代留下来的医疗福利。几百万人被麻风病夺去生命或者毁容，可是预防麻风病只要几毛钱的药品。说什么免费医疗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至于帮农民医治血吸虫病，其实就是因为农村卫生状况恶化才导致大范围的疾病流行。至少今天，除了几个爱滋病村我们还没有听说这种大批人死亡的情况发生。今天再有人看不起病，非典病人还是隔离在宾馆里面。四环素是由金霉素催化脱卤生物合成的抗生素，毒性低，早在1948年即开始用于临床。1950年，国外有报道四环素族药物沉积于牙、骨骼以至指甲等，而且还能引起釉质发育不全。在这方面，国内直至70年代中期方引起注意。“四环素牙”不知道毁坏了多少人的牙齿，今天 30岁以上的人很多都为此苦恼。在毛泽东时代，农村里大多数人没有刷牙的习惯，他们也不会有钱去买牙膏，连这种最基本的保健都没有，还谈什么免费医疗。
　　在就业上，由于计划经济的恶果，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城镇人口很多都成了待业青年，年轻人工作要靠顶替父母的职位，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安排了，只好想出一招：上山下乡。1600万青少年被赶到农村去，是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按林彪的话说就是变相劳改。上山下乡也是因为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竟然还有粮食支援其他国家和出口，今天有人抱怨中国以农民工恶劣的工作条件来换取外汇，而在毛时代中国是以饿死人来换取外汇。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就是城市化，今天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农业产值仍然提高很多，实行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已经是倒行逆施了，把城市人口往农村里驱赶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奇迹，这些人在农村里面荒废青春，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有人以很多知识青年怀念那段生活来为毛泽东辩护，实在显得苍白，而有的人更会说那段经历对知识青年有教育意义，可是如果教育要付出这种成本也太高了。
　　2005年，中国产煤16.6亿吨，矿工死亡人数大约6000人，平均每一百万吨煤死亡 3.6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告诉我们，当时每一百万吨煤就有三个矿工的生命，从他在矿山上对寡妇司空见惯的描写可以知道，毛时代的矿工死亡率并不比现在低。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一些朋友说中国的尊严是毛泽东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在毛泽东时代，象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下面是我掌握的一部分历史数据，写出来与大家共赏，看看在毛时代，我们的世界地位到底有多高？
　　1958年4月，日本长崎暴徒冲入中国展览会，撕毁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
　　1959年，我们友好了许久的印尼开始排华，中国所能做的就是派船去接人。说直一点，我们在配合苏加诺排华！印尼纵容暴徒冲击中国使馆，侮辱中国国旗。
　　1961年9月扎伊尔中止与中国外交关系；
　　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战争，中国军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至印度举国震惊，但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宣布撤军，并且归还缴获印军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退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使印度至今仍占领我国领土九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一些党史专家以中国后勤跟不上所以主动撤军赢得主动为老毛粉饰。但是中国失去领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63年5月，苏联煽动新疆伊宁地区暴乱，数万人跑到苏联境内；
　　1964年，中国在巴西的准外交人员9名，连同家属一起被巴西当局逮捕，受尽折磨，关押审判达一年多！
　　1965年1月布隆迪驱逐中国外交官中止外交；象牙海岸、尼日尔指责中国搞颠覆；
　　1966年1月中非、贝宁中止外交关系；3月，肯尼亚掀起反华浪潮，中国使馆提出抗议，肯尼亚干脆宣布中国外交官是不受欢迎的人；10月加纳中止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在1966年11月4日发表声明：“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除了痴人说梦之外，还勒紧中国人民的裤腰带，把人民的血汗钱拿出去收买亚非拉国家。甚至说：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1967年8月，突尼斯拘留援助他们建设的专家并包围中国使馆，限制外交人员出入；9月中国被迫召回使馆人员宣布闭馆了事；利比里亚、尼加拉瓜、达荷美、古巴、几内亚比绍等小国也对中国使馆进行挑衅，并中止外交关系；甚至毛泽东给钱修建坦赞铁路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和中国闹起外交纠纷来。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年轻人变成疯子，并欲驱逐中国使馆，后经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才作罢；
　　因为中国向缅甸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还有大批狂热的红卫兵去缅甸参加所谓的人民军，结果白白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缅甸发生大规模反华冲突，并中止中缅经济条约；
　　
　　在毛时代，与中国建交的40余个国家，有30个发生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14个关掉9 个，外国驻华领事馆从30多个关得只剩六个。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国家具有毛记中国这样的“崇高国际威望”的。尤为甚者，毛泽东一手给钱给枪支持的波尔布特，1975年夺取柬埔寨政权之后，马上开始屠杀华裔、华侨被杀二十余万人，中国大使馆非但不救助，老毛还派姚文元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祝贺柬共的“伟大胜利！”
　　在那个时代，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仅抗议就数以千计！现在年纪大一点在70年代当过民兵的人应该都记得当时民兵还有用步枪打飞机的训练课程，只是不知道有几个美国飞行员有这么高的技术把飞机飞到500米的低空来让我们的步枪发挥作用。苏联飞机，甚至印度飞机也不时侵犯中国领空。许多人为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而愤怒，这原本没错。可是有人却说，毛时代没有此类事情却大错特错！1964年6月，中国在康开的外交机构被炸，死一人重伤5人，不要说赔偿，连道歉也无一个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多么高的国际地位，只是梦话而已。
　　在1990年代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面，披露了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是7月 27日中央军委决定炮击金门的当天早上写的。里面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决定还是暂时不打金门为好。待到对方无理进攻时再打。叶飞在回忆录中说：汇报完了，他（指毛主席）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第二天，毛泽东虽然同意继续执行炮击计划，却提出最好先打几百发，或只打水面目标，尤其要避免打敌指挥所，总之一定不要打到美国人。在韩战后，毛彻底从打败蒋的狂妄中清醒过来，因为志愿军在韩战中牺牲了五六十万，而美军只死亡三万多人。
　　还有一个故事：1974年4月，葡萄牙军事政变，推翻独裁统治，并宣言放弃所有殖民地。于是主动要把澳门交还中国。毛不知收回澳门后香港怎么办？于是满世界外交场合就演出一幕葡萄牙外交官见中国外交官就追，中国外交官便躲的滑稽戏。

不反日，只反腐：民工李蜀皖拒绝看《南京》！

文：中国民工李蜀皖

现在上映什么《南京！南京！》，我觉得那个历史相对已经清楚了，没有必要反复炒作，徒增伤痛和厌烦。当前，反腐才重要，反日没必要。不信看看我列的10大中日问题：

一、 近代史上有没有比中日战争造成更多死亡的战争或者事件？

答案是有，而且有2次，是太平天国（史书记载“4亿人口，虚耗一半”），之后的三年饥荒死亡的数字，我就不说了，怕该贴老被谋杀。中日战争3000万是死伤数字，其中有伤的一大半，真正死亡的约1000多万，耗时14年。比其他2次损失人口时间跨度长，可见太平天国和三年饥荒的惨烈。

二、 近代史上有没有比中日战争对中华传统美好思想和道德摧毁更大的事件？

答案是有，中日战争激起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而文革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中国儒家思想摧毁，而西方民主思想没扎根，形成目前的不伦不类的思想道德体系。

三、 近代史上有没有比日本侵占中国更多领土的国家？

答案是有，而且很多。日本实际上占领了琉球岛，而俄罗斯、印度等都侵占了更多的中国领土，数量庞大，以百万平方公里来计算，尤其是俄罗斯，占领和分裂了中国100个台湾那么大，让中国未来发展空间严重受损。

四、 近代史上对中国民主革命贡献较大的国家是谁？

答案是日本和美国。中国清朝和民国初年，多数革命策源在上述2国，并保护了大量的革命先驱，如孙中山等，直接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多不胜数。

五、 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国家和地区是谁？

答案是依次是美国（全球市场和领袖）、日本（大量的贷款、捐助和技术援助）、香港（直接的投资）等。苏联和俄罗斯什么也不是，至今边境贸易仍旧停滞不前，甚至驱赶中国商人，拒绝中国移民。

六、 对中国近代文化和科学影响正面最大的是谁？

答案是美国（民主和科学）、日本（消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新文化并反作用与中国，中国现代汉语多个现代词汇从日本演变而来）、英国（科学）、法国（民主）。

七、 现在对中国国家威胁最大的国家和地区是谁？（本人并不认同这点)

答案并不是日本，而是台海关系。日本已经是世界和平度排名第五的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纯粹是自欺欺人。属于内政的台海威胁反而最大，其他是边境冲突。


八、 套取中国援助金钱最多、让我们当冤大头的国家是谁？

显然不是日本，而是朝鲜、非洲各国，当初东欧各国、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动辄免掉数百亿债务，粮食和石油源源不断送给朝鲜、越南等国家。日本反而是中国最大的资本输出援助国和产品输出贸易国。很多项目，如道路和环保等，甚至学校，是日本人捐助或者贷款建设。没有日本当初的资金和进口中国货，我们现在的生活会大幅度下降。

九、 对中国最残忍的国家是谁？

答案是俄罗斯和前苏联。他们侵略中国，是只要土地不要人民，只要金钱不要文化，真正的杀光，外东北和外西北，俄罗斯境内，几乎没有华人，全部杀完。日本排名只是其次，因为日本当初希望以中华正统自居，以亚洲黄人的代表，是要统治或者奴役中国人，反复在中国宣传中日亲善，甚至在环保和建设上有所建树，东北和台湾在日据时代相对繁荣，就是例证，日本没有想灭绝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十、 当前是谁对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影响负面意义最大？

答案是中国大地上的贪官。日本目前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构不成威胁，甚至提供资金和优质的产品，是一种公平的交易。而贪官是对人民税收的疯狂掠夺，对中国文化道德标准底线的彻底摧毁。谁更坏，一眼就清楚。

反复炒作日本与中国70多年前的战争，却忘记前面和最近的灾难，避而不谈一些更重要的，选择一些宣传，是一种阴谋导向。选择性的记忆是更无耻的。

抗日时过去时，反腐才是进行时！愤青们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吗？

[转贴]我是如何从一个爱国愤青变成汉奸的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这里仅仅指我的思想演变过程。至于生活方面，有过几次恋爱，然后结婚，这些就不说了。

80年代，老师发了本关于学赖宁的书。幼小的心灵里认为，如果发生大火了，我们小朋友也要责无旁贷的去灭火。

97年，看了《中国可以说不》等书，民族自豪感空前强大。认为中国是除了美国外，全球最强大、最富裕、最美好、最有骨气、最有尊严的国家。

99年，美国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反美情绪高昂，对美国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电视也是这么说的），听说集美有大学生YX，要去美资企业抗议。

2000-2002年，抗议美国，嘲笑小日本，在对小日本污言秽语的痛骂中，爱国情怀得到了升华。开始玩网络游戏，在《传奇》里的ID名叫：杀光小日本。偶尔上论坛，高呼抵制日货，高呼日本人都该死。在论坛上看到一群热血沸腾的爱国同胞。骂日本、骂美国，骂台湾。为台湾甘当美国的走狗而痛心，高呼宁愿不留一砖一瓦也要核平台湾。

2003年，开始上天涯，发现天涯上有一些垃圾。不但不知道感谢党和ZF，不知道爱国。还常常冷言冷语说着没良心的话来讽刺ZF。简直就是当代汉奸！骂汉奸就成了我的爱好。但是因为那些汉奸能说会道，似乎也有点歪理，难以反驳。于是我也开始阅读汉奸们说的民主之类的文章，主要是想找出他们的荒谬和漏洞。在这期间，阅读量大增，反驳汉奸的言论主要来自人民网、新华网，以及强国论坛、铁血论坛。网络游戏渐渐玩的少了。

2004年，因为某个汉奸的帖子据说来自《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追过去注册ID痛骂。发现原来那里是汉奸大本营。由于常常登陆上去骂那些没良心的汉奸。他们有些人还说我被洗脑了。简直是笑话，谁那么傻会被洗脑啊？谁不会分析问题啊，真把我当弱智啊？MD，更狠的骂他们了。不过有意无意的，也看了不少汉奸的文章。发现汉奸们也反腐败，但是他们老是认为中国有问题，制度有问题。而不是客观的认为，我们的中央都是好的，只是地方极个别官员道德沦丧而已。常常和他们争的面红耳赤。花费了我大量时间。渐渐的，我发现他们说的似乎也有道理。迷茫、迷茫、迷茫。。。

2005年，出社会好几年了，对社会的一些现象感到无可奈何，对一些问题逐渐开始分析，试着从正反两方面去思考，也发表一些自己思考后的观点。这时候才发现网络言论原来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自由。渐渐开始理解那些汉奸们的言论为什么总是阴阳怪气、冷言冷语的样子。

2006年，因为炒股。也更多关注经济类文章。感受到更多社会的不公。也想针砭时弊，却常常抓不住问题所在。因此常常被反驳。羞于言论的不严密客观。于是经常google、百度。有意无意间。似乎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些道理。无意间因为一个帖子，我居然也被人骂为汉奸！！！我很诧异，很诧异，很诧异。我怎么会是汉奸？？？怎么可以这样骂我？？？我也开始骂别人弱智、被洗脑了。想想自己以前骂人汉奸的样子，有点不知所措。。。

2007年，有时候会想什么主义，什么方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能模式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这期间开始思考国家、政府、政党、民众之间，各自是什么含义，是什么关系。开始有了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开始明白，ZF是我们聘请来服务的，公民有权力提出任何批评，监督权受宪法保护。某些信念开始动摇，直至丧失、又重新拾起、又感到失望、再燃起希望、再感到绝望。于是不想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免得徒增痛苦。想想只要生活过的好就行了，论坛也上的少了。可是又忍不住去关心时事，也许这是我们70末的通病吧。我开始去了解历史，以史鉴今，看看历代统治者都是怎么做的。。。

2008年，开始上小鱼论坛。发现小鱼上也很多讨论时事的帖子。我也带着一个公民意识兴致勃勃的加入去讨论。却被小鱼上的某些人认为是仇恨政府，是故意在攻击政 府。还被小鱼上的某些人骂成不懂的感恩的人，甚至被骂为汉奸、被指为拿美分的。。。。。。

多么熟悉。。。。。。。我自己以前不也是那样骂别人的吗？报应啊。。。

2009年，我决定，我不再说任何人是被洗脑的愚民。因为当初我听到那句话多么愤怒，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就算现在，我自己的思想里不是一样存在很多被灌输的东西吗？或者会不会是被另外一方面给灌输了呢？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公民权利崛起

---基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视角

王利平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一国的崛起最终取决于该国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权利成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马歇尔在讨论英国公民权利发展史的时候，曾指出：英国的公民权利至少包含三类权利，首先是民权，包括与个人自由相关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签约自由以及要求（司法程序）公正的自由等；其次是政治权﹐即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的权利﹐具体而言就是选举权；最后是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等的权利。马歇尔认为这三种权利在英国近代历史上的发展并不同步，先后经历了三个世纪，18世纪英国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争取和普及民权，19世纪是扩展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社会权利成为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1]

考察一国公民权利状况，可以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民主宪政国家，强调主权在民，为实现社会秩序，公民让渡自己部分权利，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同时为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要求对国家权力予以制衡，于是有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因此依据民主宪政理念，国家与公民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而在集权专政国家里，强调国家或民族利益至上，要求公民为实现国家或民族利益牺牲自我，对于主张个人利益的公民从道德上予以贬低，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服从国家成为公民生活不容质疑的终极价值，公民完全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迁，这一变迁仍在持续之中，伴随着这一变迁的是公民权利崛起。

一、螺丝钉------改革开放前的公民权利管制

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权乃天赋而非法定，国家只不过是通过法律对确认人的自然权利，正所谓立法者只是发现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因此依据天赋人权理论，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而非管制公民权利。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强调公民对党和国家的绝对服从，要求公民去私心杂念达至无私忘我的境界，曾有人这样描述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东西南北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被形象地称为“螺丝钉”。发扬螺丝钉精神，就是要公民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服从国家，忠于政党。公民作为人而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被国家和人民利益取代，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而是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藉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国家权力掌握者的政治地位不容任何人质疑，并赢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性。树典型，重道德说教，轻制度（法治）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现代公民被道德楷模取代。这一切为掌权者滥用国家权力打开方便之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就是掌权者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名发动的，在全体国人的欢呼下，最终导致国家陷入灾难的恶例。同时，国家通过宣扬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达到贬低甚而消灭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并将财产集中于国家并冠以人民的名义，要求公民把大公无私作为应恪守道德准则，结果国家权力就穿越肉体进入每个公民灵魂，不劳者不得食就转为不服从者不得食，国家与公民之间完全沦为目的与手段关系，公民从头（思想自由）到脚（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自由，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所吞噬。

因此，在1949年后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奉行权利管制理念，公民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当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轰轰烈烈实行计划经济之时，已故思想家哈耶克清醒地指出：计划经济是人类通向奴役之路。[2]从人嘴里吃什么到脑中想什么都由国家来计划的制度，从其创立始就注定成功不了。哈耶克在去世前目睹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败。

二、钉子户------改革开放后的公民权利崛起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遇到了勇于捍卫个人私有财产权的公民，这些公民不再盲从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是拿起法律武器与国家较真，这些公民被称为“钉子户”。在“钉子户”的抗争下，具体的公民利益日趋独立于抽象的国家利益，“钉子户”的维权行动，推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变迁。观察改革三十年里的中国，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有赖于将人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进一步地解放出来，使其享有其应有的权利。进而言之便是要厘清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将个人的权利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被淹没其中，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权利——权力二元社会。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被西方世界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它规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蕴含了民主宪政的“基因”。国家权力不再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公民也不再是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而首先应是享有基本权利的人。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进一步明确公民私有财产权，也为公民在人格及精神上独立于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公民不再限于捍卫其私有财产权，进而要捍卫其思想自由的权利，勇做“思想钉子户”。同时，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掌权者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维系，而应来源于享有具体利益公民的选举授权，国家便在这一进程中转变为实现公民权利的手段。

三、维权逐渐成为公民生活的常态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统治，国家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穿越公民肉体进入灵魂。从1978年开始，贯穿改革的一条主线就是：勘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让国家权力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基于此，国家从农民脚下的土地着眼，开始走上还权于民的之路。然而，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惯性依然存在，国家权力不会轻易放弃其已经取得的利益，因此，要让国家权力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出，每个公民必需起而抗争，拿起法律武器，为权利而斗争。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维权越来越被大众认同，维权开始成为公民生活的常态，开始成为公民的价值选择，开始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方式。

如何看待公民维权活动呢？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认为：“公民维权运动和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不同，它也不是暴君所操纵中的暴民运动，而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争取民权的公民运动。它不是在体制外去拼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因此不是破坏法制，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它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因此不为争夺权力，而为保障权利；它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因此不重政权更替，而重制度建设；它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因此不期立竿见影，而是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3]

观察改革30年来公民维权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1、由少数民间精英的维权活动日益变为社会大众的维权活动；2、由消费者权利的维护转向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捍卫；3、维权者与国家权力博弈的能力逐步增强；4、国家权力压制维权者的成本越来越大；5、鉴于3、4两点，维权者与国家权力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6、法律专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毒奶事件中，律师自发组成志愿团，为受害者维权，就是典型例证；7、维权者之间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进行沟通协调能力增强；8、媒体对公民维权活动越来越关注；9、社会各界对公民维权活动越来越支持。正是由于改革3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公民维权活动蓬勃发展，才有了执政党就公民权益对其执政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也将推动执政党加快还权于民的步伐。

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在其不朽名著《为权利而斗争》开篇宣告：“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 ，“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权利从放弃准备斗争的瞬间也放弃了他自身”。 [4]维权应该也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公民生活的常态，古老的中国必将在公民维权活动走上崭新的和平转型之路。

四、限权日益成为政治生活的趋势

公民权利的崛起离不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如何限制国家（包括执政党）权力是保障公民权利面临的首要问题。目前在我国，限制国家（包括执政党）权力正成为政治生活的趋势，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

政党的执政理念是其政治信念的核心，其体现政党的价值追求并决定政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伟大的改革事业，但其所推动的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有赖于其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否则，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是不可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执政能力的提高同时，更需要执政理念的变革。综观世界各国，任何一个政党欲长期执政，都要顺应世界民主宪政大潮，诚如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言：“政党如风帆，必须顺着普选的方向操舟。” [5]孙中山先生也曾言：“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变革应以民主宪政为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后执掌国家政权，其执政理念多源于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解决了谁来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但就如何制约和更替掌权者未能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执政党仍面临因掌权者腐败而产生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执政困境。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 [6]现代政治文明揭示，民主宪政是限制掌权者滥用权力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它体现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强调民主、法治和人权。民主宪政在制度上不仅解决了谁来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制约和更替掌权者的问题，它促使人们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制约和更替掌权者，而非通过政治运动或暴风骤雨式的血腥革命，它崇尚宽容妥协，注重共赢共和，而非一权独大的专政，更非以暴易暴。上述人类社会经验法则同样适用于执掌国家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0个年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正处在变革之中，国家权力受限日益成为政治生活的趋势，这将有力地促进公民权利崛起，实现国家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习近平在《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为题的演讲中，告诫党内成员：“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 [7]为此，笔者认为执政党应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一）由重国家政权转向重公民人权

《尚书·五子之歌》有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古代社会统治者曾经有过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但古代社会统治者以民为本仅系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江山稳固，永保一族一姓的家天下。依据现代宪政理念，设立国家政权的根本目是为了保障人权，构筑人人能够在文明下生活的制度底线，政权合法性来源于执政者对制度底线的恪守和对人权保障的实现，人权和政权乃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后，在人权和政权关系的认识上曾经存在误区，某些时期（如十年文革）某些掌权者有过公然侵犯剥夺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及财产权的情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执政目标之一写进党的报告并载入宪法，倡导以人为本并注重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重国家政权转向重国民人权转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应该也必须超越古代民本执政理念，不应只将保障人权作为其执掌政权的手段，而应将保障人权作为其执掌政权的目的。不以人权保障作为目的的执政党最终必定要失去政权，苏东剧变就是最好的例证。苏东剧变给执政党的启示不是执政党如何加强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而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国家政权手段实现公民人权保障的目的，否则其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就会丧失。

（二）由重社会稳定转向重社会正义

考察人类历史，执政者无不强调社会稳定，靠什么方式实现社会稳定执政者各有其法，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靠国家暴力，通过政治高压达至社会稳定；二是靠宪政制度，让社会各方服从于共同认可的理，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社会发展进程表明，执政者靠暴力和政治高压只能实现短暂表面的稳定，最终无法跳出以暴易暴的历史周期率，而通过宪政制度，确保社会各方服从于共同认可的理，才能实现社会长期内在的稳定。社会各方共同认可的理表现为国家宪法和法律，惟有社会各方服从宪法和法律，社会正义才能实现。一般来说，法律的追求具有双重目标，即公正价值与秩序价值，两种价值都至关重要，但亦有主次之分，现代法治精神要求公正取得优先于秩序的优越地位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原则，稳定的目的是使社会各方面在其绝对领导下有序发展，但不以正义为基础的“稳定”必将导致无序，“稳定”甚而成为有些地方党政部门压制公民争取合法权利与自由的大棒，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举报案及辽宁西丰诽谤案就是典型的恶例。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不是有序而是：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加，官民冲突日趋激烈，政府陷入严重的治理危机之中。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这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为走出治理危机，其执政理念开始由重社会稳定向重社会正义转变。

（三）由重政治控制转向重法治建设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强调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实行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直接控制，全体国人只服从于一个领袖、一种思想，最终酿致政治灾难------十年“文革”。正是在国家走向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宣布改革开放，政治上为防止个人专断，开始强调法制的重要性，经济上放权让利，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经济生活。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随着《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开始由强调政治集权控制社会转向强化法律控权管理国家。法治是以基本人权为前提及确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法治不能简单理解为依法治官或依法治民，而应是对最高统治者（包括执政党）权力的制约，最终树立起法律在国家的最高权威。中国共产党既应具有政治权威，又应受到法律约束，唯有如此才不会重回高度集权的老路。民主、法治与人权构成宪政的基本元素，它们不能仅作为政治的“化妆品”，而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更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执政的提出便是执政党由重政治控制转向重法治建设的开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虽然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公民权利正处于崛起之中，但是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告别计划经济，结束的仅是物质管制，而非权利管制，公民仍有部分权利的生成、供给到救济处在国家管制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计划经济的根本是实行国家管制，市场经济的根本是确立公民权利，结束计划经济就是结束国家管制，归还公民权利。要全面告别计划经济就是要彻底结束公民权利管制，否则我们仍继续生活在计划经济的阴影下。这是一个公民权利管制走向公民权利崛起的时代，为权利而斗争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每一位公民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英)T.H.马歇尔：《公民权与社会阶级》,刘继同译,载《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1期

[2]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精)/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王明毅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滕彪：《公民维权与“个人网站第一案”》，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4776.html

[4]（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 法律出版社出2007年版。

[5]吴庚 ：《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 习近平：《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2008年9月8日第452期《学习时报》。

纪念太后老佛爷逝世100周年之（3）“祖宗之法不可变”篇
她，是宪政的改革的领袖，她，是大清的旗手。100年前的1908年，天地同悲，大清臣民们肝肠寸断，大清臣民们无限敬爱的太后老佛爷——慈禧离开了我们。太后老佛爷逝世后，应广大臣民的强烈要求，朝廷决定授予慈禧皇太后史上最长的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以纪念她传奇般的一生。今年，老佛爷离开我们整整100年了，但是，老佛爷倡导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仍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被专家学者们与时俱进地翻新后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老佛爷倡导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深入更准确地把老佛爷“祖宗之法不可变”普遍原理同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世纪中后期西洋奴鼓吹英国君主立宪强国，东洋奴鼓吹日本明治维新强国，以此来蛊惑人心，希望通过百日维新在中国推销西方之价值体系、宪法制度等。 1898年，慈溪老佛爷打响了反洋奴汉奸第一枪，老佛爷代表皇室、文武百官、全国各族人民庄严宣布“西方的君主立宪不适合中国”、“祖宗之法不可变”、“君主立宪不可为”。老佛爷下令捕杀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洋奴立即逃跑去了国外。
　　在此次反洋奴斗争中，老佛爷创造性地提出了：
　　1、文化背景论。结论：西方之君主立宪不适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2、祸害国家论。结论：西方之君主立宪必将导致内乱、国家分裂、民不聊生；
　　3、国民素质论。结论：中国国民素质低，不适合西方之君主立宪制度；
　　4、国情论。结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不适合西方之君主立宪制度；
　　5、渐进论。结论：西方之君主立宪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需要的是渐进的君主立宪；
　　6、金钱论。结论：西方的君主立宪、议会选举就是有钱人的游戏；
　　7、.......


　　袁世凯是活学活用老佛爷“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典范，他准确地把老佛爷“祖宗之法不可变”普遍原理同中国1915年代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袁世凯运用老佛爷“祖宗之法不可变”普遍原理结合1915年代的中国实际系统地阐述了“西方之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行”。具体如下：
　　1、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论。结论就是：西方之共和、宪法不适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2、祸害国家论。结论就是：西方之共和必将导致内乱、国家分裂、民不聊生；
　　3、国民素质论。结论就是：中国国民素质低，不适合西方之共和制度；
　　4、国情论。结论就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不适合西方之共和、宪法制度；
　　5、渐进论。结论就是：西方之共和、宪法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需要的是渐进的共和、宪法；
　　6、金钱论。结论就是：西方的选举就是有钱人的游戏；
　　7、.......
　　1915年年底，袁世凯宣布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取消共和、恢复帝制，并自任中华帝国皇帝，子孙世袭。

今天，我们活学活用老佛爷“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核心就是“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具体如下：
1、文化背景论。结论：西方之民主不适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2、祸害国家论。结论：西方之民主必将导致内乱、国家分裂、民不聊生；
　　3、国民素质论。结论：中国国民素质低，不适合西方之民主制度；
　　4、国情论。结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不适合西方之民主制度；
　　5、渐进论。结论：西方之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需要的是渐进的民主；
　　6、金钱论。结论：西方的民主选举就是有钱人的游戏；
　　7、.......

她，是宪政的改革的领袖，她，是大清的旗手。100年前的1908年，天地同悲，大清臣民们肝肠寸断，大清臣民们无限敬爱的太后老佛爷——慈禧离开了我们。太后老佛爷逝世后，应广大臣民的强烈要求，朝廷决定授予慈禧皇太后史上最长的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以纪念她传奇般的一生。今年，老佛爷离开我们整整100年了，但是，老佛爷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被专家学者们与时俱进地翻新后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老佛爷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深入更准确地把老佛爷爱国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老佛爷教导我们：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今天我们说爱国，就是要爱老佛爷领导的大清帝国。老佛爷说：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爱大清、爱老佛爷，拥护老佛爷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大清皇权世袭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老佛爷教导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爱国主义总是与爱大清、爱老佛爷相一致的。我们反对“列强”势力，就是要保卫大清臣民的根本利益，保卫大清国之根本——大清王室。老佛爷说：
　　爱国主义与爱大清、爱老佛爷是密不可分的.在现阶段,爱国主义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形式就是爱大清、爱老佛爷,投身有中国特色皇权世袭建设的伟大事业。
　　老佛爷教导我们：当前,我们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要求和中心内容,就是要教育和引导他们热爱老佛爷领导的大清王室,摆脱个人狭隘的小圈子, 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去。老佛爷说：
　　老佛爷的领导、大清王室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实践的选择，没有老佛爷、没有大清王室，就没有今天臣民们的幸福生活。
　　老佛爷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精神必然融入大清君主立宪的伟大改革实践之中，爱国主义者必然自觉地抵制和批判西方腐朽没落的共和制度。老佛爷要求：
　　积极开展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大清皇权世袭为主题的“三热爱”教育活动，自觉反对抵制西方共和制度是臣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老佛爷要求始终如一地坚持“君权不可侵损；服制不可更改；辫发不准剃；典礼不可废”的“四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