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发展之迅猛、分层之深广、形式之丰富，如同诸位所见，诚可谓“革命”也。仅截止去年2月，相对独立的中文文化网站便约有52000个，其中以 WWW开头的，约有34000个；约7000个网站以文化新闻类为主，约1000个网站属於专业文学性质，另有1000个综合网站拥有文学栏目；而旅游网站，则在5200个左右。在此浩繁网海之中，我提出一批我常关注的现存网站来，结合当前时局之亟须而综述之。但有三点我要说明：第一，普及率过大的门户网站与传统官方网站不在此列；第二，论坛、社区、博客、MSN、留言版等不在此列，这包括颇负盛名的《天涯社区》www.tianyaclub.com、《自由中国论坛》http://218.155.24.175:9876/zyzg/index.php?sid=JsdVteF8、《兴华论坛》http://www.1911.cn、《中间思想文化论坛》http://www.zhongjian.net？、《观点论坛》？、《先锋论坛》http://www.whxf.net、《北国之春》http://bgzc1.126.com等；第三，尽量选择以WWW开头，以COM、CN、NET、ORG结尾的网站。

　　一、学院研究组织主办的独立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颇受关注的是一批务实网站。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http://www.ccer.edu.cn，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大与议会网》http://www.yihuiyanjiu.org，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网》http://www.wiapp.org等。

　　其次，是以研究法学，尤其是研究宪政、政治、法律为主的网站。如：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理论法学研究资讯网》http://www.legaltheory.com.c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史学术网》http://www.legal-history.net，西南政法大学宪法行政法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宪行天下》http://www.cncasky.com，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再其次，就是纯粹学院派的学术网站。如：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四川省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思问网》http://www.siwen.org，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http://www.chinese-thought.org网站兼同名网刊，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政研究中心主办的《宪政知识网》http://www.xianzheng.com等。

　　在视线所及，我以ALEXA统计器分别予以排列对比，此类网站之中有两家网站远远超越以上诸网站，分别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北大在线》http://www.beida-online.com，全球排行第11483名；北京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主办、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应邀协办并负责组稿及编辑的《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排行第24812名；而刚才所述务实网站之佼佼者——《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排行第46998名。究其缘故，《北大在线》、《世纪中国》的内容，均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等综合议题，且互动性极强。

　　《北大在线》有着名的下设学术网站《中国学术城》http://newyouth.beida-online.com/xueshu、《燕园评论》http://edu.beida-online.com/yypl等，大批学术权威人物集聚在此。相比较而言，《世纪中国》更民间化。该站下设两个人气旺盛的论坛——“世纪沙龙”、“世纪学堂”，主办《世纪周刊》、《公共平台》、《星期文萃》等网路杂志，并即时更新“第一时间”栏目。经统计，仅2004年便有1000多位作者在该网站首发将近2600篇原创文章（非论坛帖子）。值得留意的是，该网站还有重要参与者——北京中青未来社区文化发展研究所。

　　关于这两个网站的影响力，可以给诸位一组数位进行对比。我注意到排行第70627名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其浏览量已达6909892次；全球最大规模的中文法律网站、大陆规模最大的法制新闻发佈中心——《中国法治网》http://www.sinolaw.net.cn，目前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60万次，被国务院新闻办称之为“国内办得最好的法律网站”，全球排行第53948名；如此，则排行第11483名的《北大在线》与排行第24812名的《世纪中国》之影响力可想而知，几可称为学院研究组织独立学术网站之颠峰。

　　二、个人主办，但依託於学院研究组织和学者的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以《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办有《文化研究》辑刊）、《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办有《前沿学刊》网刊）、《法律思想网》http://www.law-thinker.com（办有《法思》网刊）、《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法理与判例》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等为代表，其影响力几乎可与上述网站同日而语。

　　《文化研究网》是中西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排行第32324名，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元浦主办。该网站是大陆第一家拥有正式出版物的文化研究学术网站，强调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的个案研究，并将中国问题置於全球化视野之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故其醒目的研究方向是 “中国与西方”。

　　《学说连线》排行第45111名，也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是以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为学术依託的大型学术网站，由四川某省级部门计算机资讯中心主任沈中主办。该网站主要面向大专院校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热衷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群体，拥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其影响力已幅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目前，已有200多位作者在此网站发表论文和建立专集（其中有不少是大陆知名学者），收藏的论文将近12000篇。

　　三、非政府、非学院组织主办的高质量研究网站

　　此类网站比以上网站更为入世。其代表者，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天则经济研究网》www.unirule.org.cn，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主办的《秦兵律师网》http://www.qinbing.com，北京德赛思创谘询中心主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专案”创建）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於1993年7月创立，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目前聚集之人士，乃是大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其研究质量和业务水平之高，从《中评网》的收费制度可窥一斑：除“学人社区”之外，《中评网》其他栏目概不免费开放。国内会员每年须交100元，海外会员每年须交50美元或50欧元或6000日元，方可访问该网站全貌。尽管如此，《中评网》仍能排行第56446名，远超浏览量已达7945871次的《秦兵律师网》（排行第69081名），此可谓“实力”。

　　《秦兵律师网》是大陆律师事务所网站之中的奇迹。该网站内容涉及时政、地产、房屋、物业、拆迁、股权、选举、劳工等一系列当前最为紧迫的民生民权之焦点问题，其价值已远远超过律师事务所本身，始成为尖锐的大型综合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主要为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和学者提供特制的资讯、调研、谘询和呼籲，尤其为从事选举和人大工作的官员和学者提供相关资讯，不少海外学者也是从该网站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该网站的主办者是一批长期研究中国选举与基层治理的学者和长期从事基层选举工作的工作者。

　　四、个人主办的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

　　独创网站之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五类：

　　（1）思想类。如：陶世龙（居加拿大之弗雷德里克顿）主办的《五柳村（国内版）》http://www.taosl.net，郭中军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网》http://www.pssw.net，秋风主办的《思想评论》http://www.sinoliberal.net，杨支柱主办的《问题与主义》http://www.yangzhizhu.com，胡星斗主办的《胡星斗中国问题学》http://www.huxingdou.com.cn，顾则徐主办的《顾则徐新思想工作室》http://www.guzexu.com等。

　　（2）法学类。如：范亚峰主办的《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游振辉主办的《中国法官》http://www.china-judge.com，王琳主办的《天涯法网》http://www.tyfw.net等。

　　（3）新闻类。如：紫瑞庐主办的《报道中国》http://www.cn99.com/cgi-bin/getlsts?listname=woskf网站兼同名网刊等。

　　（4）文学类。如：黎正光主办的《汉语文学网》www.hywx.com，余樟法（东海一枭）主办的《震旦文化网》http://www.zhendan.cn？，郑光路主办的《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http://www.tougao.com/gzs/zgl，李槟主办的《槟榔园》http://libins.cc333.com网站兼《槟榔园文学书院报》网刊等。

　　（5）维权类。如：李新德主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http://www.yuluncn.com？，李健主办的《公民维权网》http://www.gmwq.org？，吴贤德主办的《打工者之声维权公益网》http://www.dgzzs.com，李鸣主办的《中国维权服务网》http://www.weiquancn.com，郭昌盛主办的《中国农民工网》http://cnmg.cc333.com。此类网站还有《农民维权网》http://www.weiquan.org.cn、《外来工》http://www.wailaigong.com等，内容涉及农民、农民工的组织管理、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

　　这些网站的主办者，均是极力推举个人兴趣和表达社会关注的网路代表。这当中：陶世龙年近76岁，曾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作家”；郭中军年仅27岁，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秋风是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也是知名译介、研究学者；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馆员、讲师，原《学而思》网站、《公民》网刊主办者；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创有北京星斗纵横文化发展中心；顾则徐是军、政、法、商、文均已经历之人，曾是法官。

　　范亚峰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也曾是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游振辉是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正科），也是福州大学兼职副教授；王琳是《方圆》杂志主笔，《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特约评论员。紫瑞庐是重庆报业工作者。黎正光是四川当代着名诗人、《浣花》文学诗集主编，也是《中国大型网路文学期刊》创办人；余樟法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也是众所周知的网路作家和民间诗人；郑光路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也是大陆多家报刊特约记者和专栏撰稿人；李槟是旅居韩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

　　李新德是包括法制新闻杂志社在内的大陆多家媒体特约记者、调查员，曾写下《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一文，且於46天之内凭藉互联网强大舆论攻势将李信打垮，从而声名远播，被《安徽法制报》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李健是近两年来互联网公民维权运动的活跃人士和组织者；李鸣是湖北省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吴贤德是2003年12月10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受访维权人物，已发表作品千余篇；郭昌盛则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位普通农民工，但其为民工所发之言论，如《对改善进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建议》、《中国农民工的公民权利状况》等，全篇真实、沈重、有力，堪与对农民有着极深感情与思索的李昌平、郑年怀（淮生）相提并论。

　　以上人士，尤以主办《五柳村》（含“胡耀邦研究”、“中华文化”、“科学之笔”等专栏）的陶世龙最为着名。这个以个人之力主办的网站，竟能排行第94999名，远远超过已发行704期、订阅读者达57918人的《报道中国》网刊（排行第111419名），极不简单，也是海外人士将伺服器之一设於大陆的鲜见之成功个案。

　　五、个人与同道主办的共鸣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的奇迹是《野草先锋网》http://bj3.netsh.com/bbs/126168（办有《野草诗刊》网刊和《大散文》网刊）。该网站註册用户达万余人，日均访问量超过一万个IP用户，排行第33366名，远远超过《学说连线》，几乎与《文化研究网》不相上下。在此类中文独立思想文化网站之中，我仅知唯有“酷评家”朱大可等人主办的《文化先锋网》http://www.whxf.net（目前已被封杀）达此影响力。令人震惊的是，《野草先锋网》主办者的首要人物，竟是江西省上饶师范大学一名青年学生——玉生。玉生同时也是民刊《野草》主编，常在《诗选刊》、《星星》、《海峡》等发表作品；2001年创办该网站前身《野草诗歌网》时，他年仅20岁。他的同道，如汪峰、诗神（笔名）等，目前均是《野草先锋网》编辑。该网站所推荐的文章，甚至包括丁子霖的《我和林昭》在内，可谓中国新一代大学生的可贵努力。

　　与《野草先锋网》相似、但影响力差之甚远的网站，还有湖南大学“岳麓法学沙龙”组织成员（包括果铭、李晟、熊湘怡、杨帆、赵玮、王康敏、唐俊傑、冯辉、武亦文等本科生）主办的《思想的碎片》http://www.lawsalon.net，排行第548851名，却已远远超过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官方网站《地方立法网》（排行第568219名）等。中国青年之努力，还可以李剑宏联合学术界同仁共同主办的《剑虹评论网》http://www.comment-cn.net为见证。该网站是主要面向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人士的有针对性的社会学网站，1999年创办该网站前身《泽中工作室社会学研究网》和筹资成立“泽中工作室” 时，李剑宏也只是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学生。但2001年正式开办《剑虹评论网》以来，该网站竟迅速成为公信力极高的文化网站，《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光明网》、《新京报》、《E时代周报》、自由亚洲电台都曾介绍过该站，如今已排行第126732名。

　　时至今日，《剑虹评论网》主办的《今日评论周刊》已经开始全年征订活动，每周须花两元钱方能阅读该刊，这在以思想文化研究为主的网站的“网刊经营”方面，堪称先例。其他网站，如《野草先锋网》开展广告业务，这都属於寻常商业手段，而《今日评论周刊》则是在网路免费消费的固有形势下，以原创性、严肃性、公益性、专业性的传媒相似姿态面向固定人群，也可谓实力的见证。以此放开看去，此类网站还会大量兴起，只是为降低成本计，在126.COM、51.NET、TONGTU.NET、 CC333.COM等网站空间提供站，不少网站建立者将选择在此付出低额费用建立不以WWW开头的网站，提供非免费的消费品——获得国家法律保护的高质量原创网刊亦必在此列。

　　还有一个网站同样以网刊内容取胜，那便是《中国报道周刊网》http://www.mlcool.com。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剑虹评论网》，与《学说连线》不分伯仲，排行第45277名，几于李永刚主办的《思想的境界》http://art.zy51.com/sixiang（早已被封杀）媲美。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新闻、国际、两岸、学术、历史、军事、法律、思想等综合性学术理论，追踪时事，刊发激情文章，比之《学说连线》、《剑虹评论网》等，更为敢言。一些被当局视为敏感人物者，如赵达功、傅国涌、何清涟、任不寐、北明等，均被其接纳，并专门制作个人专辑。值得一提的是，该网站的传播手段除有中国镜像站之外，另有日本、英国、美国等6个镜像站和邮件列表历史存档，其资讯技术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只不过，该网站创办者究系何等民间人物，至今也是个迷。

　　紧接着，以相对专业而又相对自由的论坛取胜的网站随之产生，这就是以《真名网》http://www.zmw.cn（办有《真名网周刊》）、《宪政论衡》（长期开展“宪政徵文”）等为代表的民间独立言论网站。《真名网》由一批务实学者和活跃网民，如吴洪森、庄朝晖、张晓波等参与管理；老资历的《宪政论衡》，由陈永苗、王怡等参与管理。两者均聚集了一批态度温和但敢於直言的学者和作家，已然形成理想化色彩颇浓的民间虚拟沙龙。后者至今域名已成www.xianzheng9.com？，意指这是第九次重开该站。与之曾经长期伴随的网站，如《民主与自由》、《不寐之夜》被封杀过几十次，演变成不久前又被封杀的《观点论坛》和不久前重新开通的海外《议报论坛》http://www.chinaeforum.com？。以此对比，则《宪政论衡》能够存在至今，实在是一个不普通的案例。

　　新闻人的努力也可圈可点，尤以《反腐败网哨》http://www.fanfubai.com？、《中国新记者联盟网》http://www.areter.com等为代表（后者已被封杀）。此类网站常由一批长期关注民生民权问题的地方记者发起，为无法刊登於传媒的作品做平台准备。李新德等人的实践也证明了此类网站的必然趋势；而且我认为，此类网站的出现和发展，乃是中国新闻记者民间化的成果之一。以《反腐败网哨》为例，该网站内容涉及贪官日志、反腐评论、腐败世相、古镜今鉴、域外法制、新闻资料、记者调查等专门内容，最吸引人之处莫过於其特约调查员李新德、李明等人的文笔。他们直接调查的事件对象往往并不牵涉到国、省级重大权贵人物，但对市、区、镇、村范围之内的腐败现实却能做很积极的维权行动。也是基於这一点，比之其他新闻人，李新德、李明等人更能深入瞭解民间疾苦。

　　六、其他网站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我仅列举出来便罢

　　第一类是以《凯迪网》http://www.cat898.com为代表的超人气网站。该网站排行第1418名，因“猫眼看人”、“猫论天下”等敢言论坛而声名大振，被誉为“改革前锋，媒体新锐”，堪称中国新型门户网站的代表。比之《新浪》、《搜狐》、《网易》，《凯迪网》更为锐利和城市化。

　　第二类是富含法治、民权和专题资讯的官方专门网站。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正义网》http://www.jcrb.com.cn，排行第8537名；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主办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资讯网》http://www.chinarural.org，第一时间发佈大量关於中国村民自治的政策、案例等翔实资料；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地方立法网》http://www.locallaw.gov.cn等。

　　第三类是半官方性质的务实网站。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中国律师网》http://www.acla.org.cn；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1988年7月创立，属于国有科研事业单位）主办的《中国民意网》http://www.minyi.org.cn等。这里特别指出《中国民意网》。该网站虽是差强人意，但仍值得参考。因为该研究所在每次实施调查的时候，均有专业人员督导被抽中调查对象所在街道、居委会的联络员、调查员进行问卷发放工作。由于调查的规范化，使得调查的透明度较大，可以在委托方的监督下顺利进行调查，这是相对于我们这类社会活动者而言的优势所在。(杨银波 http://www.lotus-eater.net)

附邵文：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许，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之前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他就宣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曾经令多少天真的中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时起，言犹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打击下，中国人以每次不少于运动卷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大饥荒，致使三千六七百万中国人倒下去（接近真实的数字，一说是三千六百万，一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虐杀，到一九八九年仍以这个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实行武装镇压，一批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倒在血泊。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说已经被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决策、子弹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经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质疑。后来的中共领导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力求挽回这个不堪的局面，但由于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的长期缺失，党群关系即官民关系日趋紧张，民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维权斗争此伏彼起。“按倒葫芦起来瓢”，有防不胜防之势。于是戒备森严，防民之动，严控舆论，防民之口，其实都是在扬汤止沸，激化矛盾。仅在天安门广场，即使严密布控，仍然屡屡发生个体或小群体的抗议活动，直到坠楼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征，也是警号。他们已经不止于乞求式的上访，他们以一死表达的，是无权者对滥用公权者的不平与愤恨。

二十年来，在全国范围被逼出来的群体性行动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为例，公开报道的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等地的事件，都是长期来基层党政与民众严重对立，激起民愤的结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体虽为不良企业，却也是在地方和部门权力庇护怂恿下，蔑视并侵害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产党内不是没有健康力量，但他们往往倍受掣肘。各级党政实权干部中，相当一些人的官魂深处，还是毛泽东的“不把人当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不仅不会实行“以人为本”，反而会像毛泽东一样，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护和行使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制造冤案，八方树敌，“与民为仇”。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当政者谋划一些防范的策略，应对的举措，而是直面历史经验的启示，从被侵权、被压制、被残害者的利益出发，寻找一条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从亿万中国人（包括执政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出发，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

历史经验从哪里来？我不是历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但作为过来人，回头看这六十年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包括自己在内的千百万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实即史料出发，凭常情、常理、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上世纪末中共十五大前，人们就曾呼吁执政者实事求是地总结一次历史经验，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不应在近三十年前那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官方决议前止步，而要进一步深入，做出民间的修正与补充。中国人为历史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有权汲取与惨痛代价相当的足够的民间经验。认清毛泽东现象的要害在于“不把人当人”，就是重要的民间经验之一。


“不把人当人”是毛泽东现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地回顾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毛泽东现象时，依照中国人传统的为人准则，普遍达到一个共识，即毛泽东这个人“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用来概括其食言自肥，“阴谋”“阳谋”，其不讲诚信，背离道义，印证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言行，实例不胜枚举。这一语可作对他的政治道德的评价。

道德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说法便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王国。他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在是“不把人当人”这一执政理念的实践。“不把人当人”也能叫做执政理念吗？是的，它是某种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历代的帝王都是皇权专制主义者，不管他们嘴里唱得多么好听，夸称“与民同乐”，“爱民如子”，其实都是把自家置于万民之上，区别只在牧民有术或牧民无术，“牧民”者，把千百万老百姓视为牲畜来驱使服役也。

毛泽东很少讲人类，更没有讲过“以人为本”，甚至很少单独用一个“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力避所谓“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从早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到晚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当作他的斗争对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战术式的大跃进初起之际，他竟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大谈“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仿佛极其重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时在从上到下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后不久，却是正面把“人多”同“干劲大”联系起来，既符合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又紧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兵团作战战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百万人，如同在战争时期被视为兵源——战斗力一样，在此刻则是实现其超英赶美宏伟蓝图的劳动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帝王们居高临下，只见匍匐于地的百姓的黑发，故称之为“黎民”“黔首”，今天“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黎民”“黔首”们在权力者眼中的实际地位，与中外古代奴隶主看作“会说话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战争有战争的逻辑，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逻辑，毛泽东指示林彪，不惜牺牲五万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后来在长春战役中，牺牲的指战员不算，围城期间饿死的千百万平民，绝大多数并非毛泽东词典中的阶级敌人。1949年后的和平时期里，毛泽东还曾宣称，即使打起核战争，中国死掉一半人口，还会有三亿人，女人照样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说，这样的奇谈，或许可以辩解为针对核讹诈故作惊人之语，但说到亿万人的死难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轻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铁石心肠莫办。
更现实而非虚拟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生日那天与文革亲信们餐聚，开头就笑说“庆祝全国全面内战”，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并挑动群众、干部互斗初见战果之后，踌躇满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动的信号。因为这时即将开展“全面夺权”行动，随之引起全国各地或有军队介入的群众组织间的武斗，运用从长矛到机枪诸种冷热兵器，造成巨大伤亡。如果说从这句恶毒的谶言已可窥见其变态心理的话，转过年来，“上柴联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决策者，王洪文之流不过是执行他的指令。而在现场枪杀的，正是毛泽东多年来口头上、书面上封为“领导阶级”和“基本群众”的工人！

无论是漫画家、诗人喻之为“斗蟋蟀”或“古罗马斗技场”的斗兽表演，都嫌规模太小。毛泽东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视“臣民”如土芥，无情地践踏。这是典型的“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稍有违拗，就“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干脆消灭之！”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斗倒，斗垮，斗臭”，直到肉体消灭。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还是针对地主豪绅，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文革当中，那就不管是他原来定性的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以至党内矛盾，转眼就可变成敌我之势。而借口则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后十几年发生的“六四”屠杀（实际上从6月3日晚上开始的），也仍是毛泽东无视人的生命尊严的“把人不当人”的执政理念起了主导作用。所谓用多少万条生命换二十年“稳定”云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果然是高举了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旗帜！


“新中国”是依照“党国”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欢呼声中建立的时候，一度的确呈现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象。中共的宣传强调这一次全国性政权易手，不同于三千年来重复多次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大变革，让人民大众代替反动统治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

人们记得，毛泽东不止一次许诺过，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解释这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其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将由选举产生，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①这些话出自他1945年7月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不但白纸黑字印在当时的党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而且收入了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显然不是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造谣。

然而，仅仅四年以后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人们发现，原先所说的一套，不过是出于战争期间笼络国内人心以至争取国际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后来有人说的，宪法并不是为了实施，仅仅是订给外国人看的。只有书呆子才去较真你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端出来的才是“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性文件。

过去人们熟知的“国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权”的三位一体。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度，在这里只有顺从共产党的人才算人民，此外尽皆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共产党与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党政不分，拥有军队、警察、监狱，是一部实施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对阶级敌人加以专政，就体现了“人民民主”。对谁讲“民主”，对谁搞“专政”，最后裁决权属于共产党，甚至取决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一句话（自下而上是简报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则是批条政治）。强国弱民，大政府，小社会，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并窒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产生。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产党从上到下的组织，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制度，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遵奉的马恩列斯，都是只许服从不许反对，岂止不许反对，而且不容怀疑，不容稍有异见，甚至不容建言（毛泽东说“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岂止反动派、阶级敌人如此，被称作“人民”的，实际上也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你就丧失了名列于“人民”籍内的资格，归入另册。号称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对绝不接受批评的讽刺，以致在毛身后没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这样的国家称得上“人民共和国”吗？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这是不折不扣的“党国”。

“党国”体制的创议者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毛泽东有时抬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导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以俄为师，借鉴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提出了党国模式，未及亲身践行就逝世了，这份遗产留给了蒋介石。我们年轻的时候，便曾把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如实地叫做“中华官国”或“中华党国”。这一体制是孙中山政治遗产中的负面部分。不过，孙中山毕竟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是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让人看到“还政（权）于民”的远景。蒋介石不肯放弃独掌的大权，等到他匆忙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演出一幕行宪的戏，已是戎马倥偬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于形势搞立宪一样，为时已晚，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至于毛泽东，与慈禧载沣袁世凯蒋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和国家机器、政府事务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当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则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权，自然不存在“还政（权）于民”的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不仅是挑拨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是企图推翻共产党，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无须论证，也无须验证，一切的论据都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话里。打江山的理所当然坐江山，这就是出发点，也是结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干部决定一切，“党管干部”，党内党外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人选，委任升迁，概由各级中共党委说了算。原说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平等关系，不知何时暗转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党独大，垄断公权，嘴里说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要的只是一个声音，应者云集，应声虫而已。

共产党于是成了国中之国，国上之国，而党的领导层则成为人上之人。中共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语—关键词，民主是前缀—修饰语。其基本原则是从少数服从多数生发出来：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则服从核心的核心之一人，这是在实践中必然的逻辑结果。据说邓小平晚年讲过，从前是毛泽东说了算，现在是我说了算。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最后决定权”的制度——这一制度经毛泽东1953年《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邓虽在名义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实际上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事实。这也是中共组织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所共知，全国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里。各级人代会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遴选，分配各选区投票通过的，俨然是“上帝的选民”，理应举足轻重了；然而从总体上说，人大也只是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罢了。至于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协商”产生的各级政协，不但不同于1946年时的旧政协，也不同于1949年建国前夕的新政协，入选的与会成员实际上都被剥夺了独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话语权，要他们不当“花瓶”“摆设”也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同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一样，都是在现行体制下仅有的被允许参政议政的人，但他们之所谓参政议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对执政党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评，就会遭到反击，就是不安于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礼”。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羞辱，不下于刘邦阶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那样打成右派亦即“资产阶级反动派”，换句话说是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

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是“老子党”，中共执政后对各个弱势党派，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老子党”自居。毛泽东从来不畏人言，自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即使是“小权”也仍由各级党政干部执掌，草民不得与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是一句名言，言为心声，对普世斥骂的政治独裁，大有以可耻为夸耀之嫌。这样的“反潮流精神”，唯后来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庶几近之。
①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转引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阎长贵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仍是皇帝，中国人仍是皇权治下的“臣民”


毛泽东自陈他于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取其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革命论。其他则是后来的补课。“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后一半没有做到。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二十八年的后期，毛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号人物，并且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

但若问他的治国方略，对不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就是革命时期的原装货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选”第一卷的头题，开宗明义第一章也。他根本没考虑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转变变问题。仍然不乏大敌当前的危机感，仍然是为要对付敌人才去找朋友。落实下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敌人是划定了。当然，现在看到的“毛选”第一卷卷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敌人，已是建国后再三删改定稿的小名单。要知道1926年当时毛泽东目为敌人的大名单，还是要看最初的真迹②。那末，为什么后来不同时期毛泽东总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归入“人民”的人，特别是把所有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打，就明白其来有自，一点不奇怪了。或曰，毛泽东“不把人当人”，是对敌人。革命的敌人，共产党的敌人，革命运动如农民运动的敌人。这些敌人如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一贯不把人当人，则革命者也不把他们当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此之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红色恐怖以对之。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这方面不须赘述。

然而在敌友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常会发生颠倒，如以友为敌，这是左，或以敌为友，这是右。毛泽东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以敌为友的右倾，即使一时对敌虚与委蛇，也只是为了蒙蔽、麻痹敌人。而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事，屡见不鲜。因为丧失利用价值，把同路人一脚踢开，还振振有词，曰革命阶段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变化，甚至为了革命大局之类理由，可以随手抛出一大把。在毛泽东那里，革命的友军，同盟者，有用时，是人，礼遇之，形势变化不须借助时，就不当人了，弃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和平时期，对工商业和知识界，所谓“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教育，改造”，按毛的说法，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归结到改造，对财产是剥夺产权，对人头是洗心革面，改造对象就是革命对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了。沦为敌人，便成异类，类乎贱民，人不人，鬼不鬼，还想让他们把你当人看吗？

不过，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工商业和知识界，本来就属于游移敌我之间的阶级或阶层③。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变成革命派，也可以变成反革命派；所谓知识分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这就注定难免要挨打了。

但我们却还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干队伍中，在它的最高领导层中，在毛泽东多年倚为股肱的战友中，像彭德怀、刘少奇，不是也没逃脱毛泽东“把人不当人”的待遇吗？百战老将，开国元勋，在毛泽东的手指下面，不过是一只蚂蚁。虽然彭与毛几十年间曾有骂娘和顶撞的旧怨，毛对刘早在建国初期就令高岗查他当年被捕后的把柄，然而，于公于私，彭刘都没有应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记下账来，暂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引发大饥荒，饿死人成千上万，彭德怀进言于前，说已民不堪命，刘少奇继之指出“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泽东对前者发动围剿，对后者不发一言。但历史证明，随即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并不是号召青少年健康成长，而是要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报告”。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但他却不吝于频下加罪臣工的诏书。

按照毛泽东自己写来教育干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一条，叫做“树立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尚且要树立之，制造之，用来杀鸡吓猴，何况送上门来的口实——什么叫批评，什么叫建议，凡有不同意见，都是持异议者，是不甘俯首称臣，是不愿惟命是从，进一步就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向党进攻还不是敌人？一定要打得你检讨求饶，打成全党共诛全国共讨，所谓斗倒、斗垮、斗臭是也。已经是“狗屎堆”了，遑论把人当人看不当人看呢？即使唯唯诺诺，全力紧跟，不惜做伪证，当打手，不过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时候还会当作替罪羊。

关键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天纵英明，唯我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因此容不得别人说话，所谓“一言堂”是毛告诫下级不可称王称霸的，但他却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别无分号。现在一谈党内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什么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固然所谓“让人说话”只能算是恩赐而非民主，而这种恩赐又何尝有过？真是对着一锅清水夸鱼汤。毛在全国范围最大规模的一次“让人说话”，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诱使成十万成百万人“帮助党整风”，然后一举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这样说，不过是在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浮皮潦草地承担责任后，故作姿态罢了。

因此，在决策层只有一个声音，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上，当然同样只许有一个声音。到文革时期片言只语也作为“最高指示”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厉风行，全国城乡，敲锣打鼓不过夜。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极，而早在文革以前，实质上就一直是对毛提出的路线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此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绝对不容质疑。发生了像反右派、大跃进这样后果极严重的错误决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层有所发现，所谓近臣权要也是三缄其口，在为毛揩屁股的同时，还要帮助毛文过饰非，以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好维护毛的威信。党内有限的健康力量被挤压到无处存身的困境。

党外人士要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是想夺党之权；党内高干要说话，“你比主席还聪明？”是想篡党夺位。普通民众要说话，则是反动言论，在文革中更是触犯了“公安六条”，随时随地可以绳之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唯恭唯谨上书毛泽东等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百姓，属于第一代上访者，等于自投罗网，难逃被抓的厄运。冤狱遍于国中，形成了“偶语弃市”的政治环境。历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这样的独夫暴君以外，也都还受到一定的制约，他们须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为。而毛泽东的权力则膨胀到了完全没有制约的地步。他的后继者以党的名义继承了这份遗产。有郭罗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倡言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结果被点名驱逐，从北京大学赶到南京大学，不准开课，这已经是局于“新时期”的形势，没有从重治罪。至于以“导向”为名，操控舆论，压制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不一而足，更不用说窒塞言路，对基层群众来信来访采取截堵抓捕，所谓“把……消灭在萌芽状态”，动辄动用暴力，通过公检法部门制造冤案，都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剥夺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恶政。有人说，不求实现什么民主宪政，只要求按照现行宪法办事，放眼神州，又谈何容易？

如前所述，“党国”体制体现的特色就是中国积重难返的皇权专制主义，党国的领袖人物也就成为九五之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秦始皇”，有人说应是“列宁（斯大林）＋秦始皇”；总之，为目的不择手段，用铁腕兼用权术，不让秦嬴政专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怜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做不了现代国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国家”权力者的“臣民”。想过像人一样的生活，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岂可得乎！②③　

毛泽东在《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等处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毛还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也当作“半反革命”的。毛对“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转引自王来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总第82期。


一定要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一切人和事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口口声声的“翻身解放”，实际上多方设限，标榜老百姓“当家作主”，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毛泽东“当家作主”，民众则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是保证置身于“人民内部”的前提。毛泽东以政治态度为划分标准的“两种矛盾”理论，取代了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厘定，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国人中随意指判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门。人民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打击的对象，消灭的对象，不当人待，似乎已顺理成章。那末，“人民内部”呢？

先看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毛泽东发动的武装斗争从秋收起义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毛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质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农民不仅是战时钱粮的供应者，又是革命军队的兵源。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中，各根据地首先是东北的土地改革，给了贫农雇农下中农以土地等实际利益，得以掀起“保卫胜利果实”的参军支前热潮。这是中共和农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广大农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向高级合作化飞跃，闪电般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公，实行对农民的彻底剥夺，切断了刚刚起步的“发家致富”之路（这也为后来大批市县一级党政和乡村基层干部勾结地产开发商廉价占用“集体”耕地伏线）。据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倾向，“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有力的“教育”则是改变他们的经济存在。于是，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证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几千年来沿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变身为劳动营里的一员，由生产队长组长支配。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双重剥夺。

全国农民，首先是贫下中农，对共产党以身家性命相许，而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并不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沉重负担，历史地落在他们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学家，过去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就农民生活处境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被自命农民利益唯一全权代表的毛泽东拉下脸好一顿训斥奚落谩骂。

农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国务会议上来发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没有代言资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干部或知识分子说了一句“农村苦”，就划成了右派。但不是还有土改时期红火一时的农民协会吗——农（民协）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意志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团体，早就在土改结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的集体化组织（合作社及其后的人民公社），毛认为成亿的农户过于分散，一旦“梳成辫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跃进，抓他们下田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谁也别想逃脱，抓他们上山伐树，回家砸锅，土法炼铁，到公共食堂领粥喝，上河工时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员无异于奴工。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还以“清查瞒产”为名，闯入农家搜缴粮食，颗粒不剩。队长不开出村证明，谁也别想外出讨活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民，就跟朱元璋时的农民一样，“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间”，他们被户籍钉死，不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请想一想，全国有多达三千六七百万的男女老幼，大部是农民，关门闭户在家中饿死！河南兰考农民感念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一条就是他到火车站制止了阻拦，放走死里逃生的乡亲（后来宣传焦裕禄，却说他是到车站劝阻逃荒的农民留下来“生产自救”）。待到经济情况经过调整略有好转，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指责人们刮“翻案风”、“黑暗风”，开始他新的“战略部署”。四清（所谓社农民如此，工人属于领导阶级，总会好些吧？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并不在九天之上。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不过是理论上的名义，它的“领导”须“通过共产党”，共产党才是执掌统治权的实体。而具体到每一户、每一个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则不过是分属于工厂矿山工地铁道各个企业单位的个体劳动力。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单位中的党政工团，其中的“工”指工会。厂里虽有工会，却跟农民没有农会没有两样。工会主要是配合党政部门完成生产指标和政治任务，组织各项“中心工作”的，等于党委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会干部也都由党委指派。宪法上的集会结社自由，在这里是凌虚驾空的。正如宪法上曾经规定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都是空头支票。

工人与干部发生矛盾，如同在其他机关团体的一般工作人员与领导发生矛盾一样，很容易扣上“违反纪律”、“破坏生产”以至“反对领导”等罪名。厂矿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不合“规格”的不顺眼的工人，也都有划成“坏分子”的危险。甚至在平时，说谁“顶撞领导”，“一贯捣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劳动教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确比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高出一头。在另一部分刚刚从农村进城换上工装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较受尊敬的师傅身份。且不必说，他们在少数沦入工人队伍的“将校尉，港澳台”（即曾为旧军警或有境外社会关系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领导阶级”的光圈虽属群体，但也赋予个体以荣誉感。建国初年，这成为工人群众热情投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的动力。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随着时光流转，许多厂矿企业中的党政工团迅速官僚化，一些领导干部特权化，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虽有“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中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发挥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和荣誉感。相反，几十年长期实行所谓“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资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牺牲（遗留问题如工人住房几十年一贯紧缺等，至今尚未解决）。④　一个封闭压抑的社会里弥漫的消极失望情绪，也笼罩在两三代工人头上。文革是从上层建筑单位开始的，文革期间的武斗是从院校开始的，而工人造反组织成为派性斗争以至武斗的主力这一事实，反映了工人队伍的分化。这一高潮落潮时，不管是曾经紧跟党委的劳模、政治积极分子，是不满现状响应号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还是挣钱养家不愿掺合政治的逍遥派，都有受骗上当，遭到玩弄的感觉。“我自将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沟渠”，毛泽东口口声声工人阶级长，工人阶级短，口口声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原来对普通工人也没把他们当人看。三十年间不但“涮”了为原始积累卖命破家的中国农民阶级，也“涮”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献了血汗产值的中国工人阶级。

广大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工农。不管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普通士兵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说有过一次选择，那是在朝鲜战争中选择回国的战俘，以为回到祖国怀抱，却不料陷入无穷的“审查”之中——成为了嫌犯，被责以不死。他们的境遇竟不如享受优待的敌方俘虏。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国战俘的遭遇，就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出狱时受到的质问：“好样的都牺牲了，你能活着出来，是不是当了叛徒？”至于以国防军介入国内政治，把枪口对准民众，所谓“快刀斩乱麻”，而陷军人于不义，那就是双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说的“人民内部”，且是政治优先的工农兵。但“人民”的“内”、“外”，只是一纸之隔。中国人是很容易成为“敌人”，沦入“非人”之境的。“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码的敌人。每次运动又都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打击面，岂不就要从“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击对象吗？运动中固然制造冤案，平时的冤案也层出不穷。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 或实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伪证；

或索性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没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实至名归，它管着同级政府的公检法部门，几十年一贯制。任你嚷嚷什么反对“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呼吁司法独立，无异与虎谋皮，司法部门若独立执行司法权，把名为“党的领导”的长官意志置于何地？司法权之大，莫过于杀人。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如果法律专业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样复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国不仅有涉及高官显贵如刘少奇、潘汉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对普通民众草率定案，公审公判之间，无视人权，罔顾法理，草菅人命，残酷到什么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这是制度的问题，不能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有人说，经是好经，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说这些不值一驳，这些早已有人驳过了。

宏观地看，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视观察，今则坐镇指挥。以全国之大，人口之多，每次运动之中和两次运动间隙，除对身边“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亲自过问。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过的各级党委，还有国家机器核心部分的公检法部门。替他“树敌”，也替他打击并消灭敌人。凡是“称职”的干部，都是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泽东之真传，“想毛泽东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个“小毛泽东”，从心所欲而中规中矩。他们在毛泽东设计的制度框架内，秉承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以人为螺丝钉，为驯服工具，为愚氓，为阿斗，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驱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驱使奴役之不足，更戏耍之，凌辱之，打击之，陷害之，总而言之是敌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政治运动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这一过程，不断把百分之五的人树之为敌。三千六七百万饿死的人，并没有定性为敌人，但在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这个死亡数字，大约也正相当于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灭了。不叫敌人而遭遇大体与“敌人”同。

不过，说句公平话，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也终于难逃被他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乃至成为无以名状的牺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越是回顾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纪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在“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过程中，因“少言人道”而不把人当人的人，如果没有“请君入瓮”的经历，有多少人能作这样的自责呢？

二 0 0 九年到来了。上距1949年已经六十年。毛泽东过世也已经四十二三年。毛泽东“一班人”都已消隐。但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有人脑袋里。前者与后者互相依存，双向运动，就如鸡生蛋，蛋生鸡，分不清孰先孰后。毛泽东身后，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来，“不把人当人”的体制和机制早就该逐渐改掉，却受到深受其“不把人当人”思想影响的人的阻挡，举步维艰。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体会，有时舒畅一点，那是“不把人当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个方面改掉了一点，这是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进步。但不少时候我们发现，“又来了”，那就是体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当人”依然对现实发生着强大的作用。本文开头说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标志性事件，无不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从哪里继承和提炼出“不把人当人”的政治理念，是传记、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学者们未完成的课题，对我们普通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中的这一部分，体现着他的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如果不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和再评价，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大小利益集团联手，对亿万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侵犯行为，就将无时终止。

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对毛泽东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认识和评价，或许也不是我们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们对毛泽东“不把人当人”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现实中的表现，不可能视而不见，乃有切肤之痛，尽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让这些事实来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现象的理解，回答继续美化、神化毛泽东的谰言，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至今上下左右无时无地无之的“不把人当人”的现象，都是植根于毛泽东时代，都是毛泽东“精神不死”、影响犹存的证明，也是执政者没有同毛泽东的历史错误真正划清界限的结果。指出这一点，有利于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于清醒地面对历史的挑战。

让我们告别“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告别所有“不把人当人”的软件和硬件，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享有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能够像“人”一样生活！




年大六

二0 0 八年十二月，北京

常识，在人类的所有的识见中，至为珍贵。

“知识”，狭义的说，就是人们的认识、经验或二者的总和。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弱智，人人皆可获致所谓“知识”。“学识”，就是学术上的知识，也即学术上的修养。它的一个同义词就是学养。“才识”，指的是人的才能和见识，也应包括才情在内。“器识”，与一个人的气魄、度量、见识、器度、资质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器识就是一种大智慧。“胆识”，是胆量与识见的综合。一个没有胆量的读书人，是有愧于读书人的。胆识是不惮于孤独而后可有的品质。富有胆识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恒久的骄傲。胆识，是在大多数人不敢说的怯懦时刻说出真相；“常识”，则是在大多数人不明白的困惑时刻，说出真相。

人类在许多时刻，囿于种种偏见，已经将认识对象意识形态化了。欺骗性质的言说，教科书给定的认知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来如此”，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真伪的潜在依据，而且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常识”，并说出“常识”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告诉世人：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

潘恩的《常识》之所以成为影响美国人的优秀读本，就是因为他所言说的常识令人蓦然惊醒：啊，原来是这样的啊。

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

18世纪后叶的北美，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完成了一次“现实主义革命”（而不是“乌托邦革命”或者“理想主义革命”）。这次革命与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在性质上有相近处。美国革命是一次争取公正与自由的革命（不自由毋宁死），“在美国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刘军宁《保守主义》98页）但是当时的保守派（而不是保守主义），却在强调“民主与和平”的命题下，反对这场革命。当着“要和平还是要自由”这两个政治价值摆在北美人民面前的时候，历史也便面临了选择。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适时出现。

《常识》以一种类似先知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比所谓的“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适用“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管理；对于社会，同时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的人也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有价值得多；说英国是北美的母国，但它的所作所为却格外丢脸——豺狼尚不食其子，野蛮人也不同亲属作战；北美面临着武力主宰的争执——但这是英王自选的，我们不过是在接受挑战；问题从争论转到使用武力，一个政治的新纪元随之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已经诞生了；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完成脱离英国而独立这一点来看，真是太渺小了；“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常识》这类朴素而又真实的言说，成为一种巨大的启蒙力量，在人们心中引起了“一种极大的变化”（华盛顿语），深刻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斗志。《常识》，在当时不足200万人的北美，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人手一册；华盛顿率领的士兵口袋中，也差不多都有一本——尽管已被翻看的模糊不清。因为《常识》的出版，整个北美人民都知道应该怎样行动了。说一部《常识》推动了美国的建国进程，或不为过。就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称，以及《独立宣言》的若干内容，也是出自潘恩之手。独立战争期间，在整个英国，以及北美，《常识》是仅次于《圣经》的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事实上，它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

潘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革命”的斗士。有意味的是，他将这种斗士精神转化为“世界公民”姿态，开始在欧州传播他的革命理念。他直接参与了后来的法国革命，并参与起草了《人权宣言》。

但是法国革命是一场破坏传统与社会结构的“乌托邦革命”。雅各宾派素来是以不宽容著称的，他们的口号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去死。”这样的革命在英国的老辉格党人柏克那里遭遇了抨击。柏克撰文《法国革命感言录》，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分析。所以当潘恩离开法国到英国，在与柏克的会面中，很快就被柏克的言论所激怒，他认为柏克在诋毁法国大革命。于是撰写了《人权论》来回应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他认为美法革命血缘一体，其先进性处处胜过英国的“光荣革命”。如前所述，美法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治事件，事实上，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才是血缘一体的。

潘恩的激进主义色彩在这个时刻开始显露。他开始周游世界。随后不久，他的命运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在英国，他被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连夜流亡法国。在法国，他与“外省人”居多的雅各宾派发生矛盾，他虽然赞扬法国革命，但却因为反对处死国王，被投入监狱。在美国，连华盛顿也开始反对他。当他回到美国以后，受到了更多人的诅咒，没有人肯于接纳他。最后，他在所有人的敌意中孤独而悲愤地死去。事实是：英国、法国、美国同时抛弃了他。

潘恩的命运常常遭遇学人的迷惑，但是如果了解英国人（以及欧美）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了解“消极自由”传统的根深蒂固，便不难理解，在强大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面前，激进的思想与行动或者可能迎来一时的辉煌，但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潮或主流政治运动。潘恩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是一种“积极自由”理念，带有明显的激进主义色彩。潘恩若生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缺乏保守主义传统的东亚、中东、拉丁美洲，他可能就是被人崇拜供奉的 “伟大的革命家”，或“民族英雄”什么的，但在欧美，他将不可避免地遭致冷遇。就这个意义说，柏克是比潘恩更具有先知气质，对欧美（以及世界）文化纵深影响更巨的“理念人”（刘易斯．科塞语，也即“知识分子”）。

在中国当下，阅读潘恩是必要的，但是决不应该忘记柏克。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潘恩或者比较容易为国人所理解，但是理解柏克，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我想说的是，潘恩的语境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说出常识，直面真相，不被“从来如此” （鲁迅最有力的言说就是：“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负面文化所桎梏，把怀疑主义精神引进读书人的视野。

“从来如此”的，不一定对。清人梁绍壬在他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揭橥一个事实：在整个儒学经典《十三经》中，没有一个“真”字。对“真”，“真相”的追索，于我们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传统。

认识常识，就是在怀疑的摸索中，寻找真相。

在人类的文化图腾中，摸索真相，不仅需要勇气，智慧，而且需要一点儿精神——一点儿像潘恩那样追求真理或说出真相的精神。这东西，在东方，在许多时刻，犹如柏克所坚持的保守主义一样，甚至也是一种奢侈。

在当代中国，不管是把日本树立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大肆宣扬某些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小小的风波都能掀起一波爱国的狂潮。爱国主义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
　　　　这让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可以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就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难怪我越看越眼花。
　　　　偶尔翻看宋史，才发现，在风波亭冤狱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时才平反，以后，随着官方对岳飞将军的评价越来越高，岳飞也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的图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远如岳飞，近如袁崇焕，袁崇焕在被凌迟处死时，北京百姓争食其肉，以泄对‘汉奸‘的义愤，对袁的攻击直到乾隆皇帝为袁平反方休。读史到此处，不禁使人怒火中烧。
　　　　官方钦定的才是爱国人士，只要权力在手，秦桧可以为岳飞写历史鉴定。以权力判决真理，以钦定强奸历史。原来如此！以此为钥匙，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可以理解大半。
　　　　在山河飘摇的近代中国，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被现实无限放大。于是，启蒙运动被爱国运动拦腰截断，在其中，国家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操纵民意，转嫁国内矛盾的利器。国家上下其手，袁崇焕可以私通满清，秦宰相可以是抗金栋梁。在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情况下，民意从来是被操纵的对象，民意不是被强奸，明明是顺奸。
　　 　中国从来缺少自由，人权的传统，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歪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明显营养不良。没有自由,人权,博爱的爱国主义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对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爱国主义是一剂麻醉剂,更是一包毒药.爱国主义的本意是爱,在中国它却成了恨.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更是中国的耻辱.伪爱国主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启蒙思想者苍白的面孔。
　　　　让我们回到正路上来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变成'匹夫忧乐,国家有责'.让国家成为责任承担者,让公民成为权利拥有者.国家的存在是以公民的合意为前提的.只有国家成为守夜人,并且仅仅是称职的守夜人时,它才有存在的可能,它的存在才能得到公民的许可和授权.这样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这也是唯一合法的国家.
　　　　国家本来就是为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存在的.我们要爱国,首先国家要合法,其次,国家要是称职与可爱的.如果这两点不存在,我们爱它只是纵容它,是在害它,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如果只是接受被控制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而只是吃了兴奋剂的斗鸡.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受周围人的行动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 只叫盲从、冲动与空虚.如果,我们因为可以毫无风险地出风头,捞好处,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只叫怯懦.虚荣与投机.伪爱国主义不但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中国。
　　　　爱国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学习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现,学习是超越的先导.
　　 　爱国不是夸耀祖宗创造了什么,而是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爱国不是在网上叫嚣武力解放台湾,而是努力了解台湾为什么和大陆离心离德,看一看台湾的政治更加进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爱国是勇敢捍卫自身自由与权利,这样,国家会明白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它会变的称职与可爱,爱国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国家.爱国是说真话,办实事.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批评它,改进它,重建它.爱国是国家侵犯我的权益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这样做,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变得合法、文明、可爱.这才是最大的爱国.

一、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们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例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也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看看我们周围，就可以发现许多马太效应的例子。朋友多的人会借助频繁的交往得到更多的朋友；缺少朋友的人会一直孤独下去。金钱方面更是如此，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一个比别人投资多10倍的人，收益也多10倍。

　　这是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善用马太效应，赢家就是你。

　　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应则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的时候，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的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二、手表定理

　　手表定理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两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其中较信赖的一只，尽力校准它，并以此作为你的标准，听从它的指引行事。记住尼采的话：“兄弟，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只需有一种道德而不要贪多，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

　　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无论成败都可以心安理得。然而，困扰很多人的是：他们被“两只表”弄得无所，心身交瘁，不知自己该信仰哪一个，还有人在环境、他人的压力下，违心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道路，为此而郁郁终生，即使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也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

　　手表定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来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这个人无所适从。手表定理所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挑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你的行为将陷于混乱。

　　三、不值得定律

　　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个定律似乎再简单不过了，但它的重要性却时时被人们疏忘。不值得定律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使成功，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
　　哪些事值得做呢？一般而言，这取决于三个因素。
　　1、价值观。关于价值观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
　　2、个性和气质。一个人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如一个好交往的人成了档案员，或一个害羞者不得不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3、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例如，在一家大公司，如果你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你很可能认为是不值得的，可是，一旦你被提升为领班或部门经理，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总结一下，值得做的工作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适合我们的个性与气质，并能让我们看到期望。如果你的工作不具备这三个因素，你就要考虑换一个更合适的工作，并努力做好它。

　　因此，对个人来说，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及价值观中挑选一种，然后为之而奋斗。“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奋斗毅力，也才可以心安理得。而对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说，则要很好地分析员工的性格特性，合理分配工作，如让成就欲较强的职工单独或牵头来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并在其完成时给予定时的肯定和赞扬；让依附欲较强的职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中共同工作；让权力欲较强的职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主管。同时要加强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激发职工的热情。

　　四、彼得原理

　　彼得原理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在对组织中人员晋升的相关现象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向上爬”原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而无所作为。

　　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组织中的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了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这就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个人在某一个岗位级别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选聘机制，客观评价每一位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将职工安排到其可以胜任的岗位。不要把岗位晋升当成对职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应建立更有效的奖励机制，更多地以加薪、休假等方式作为奖励手段。有时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职工的奖励，反而使职工无法很好发挥才能，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对个人而言，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不停地升职，但不要将往上爬作为自己的惟一动力。与其在一个无法完全胜任的岗位勉力支撑、无所适从，还不如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五、零和游戏原理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六、华盛顿合作规律。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人与人的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就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的动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管理制度和行业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妨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到最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21世纪将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真诚合作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学习合作。

　　邦尼人力定律：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六十个人一秒种却挖不了一个洞。

　　合作是一个问题，如何合作也是一个问题。

　　七、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如果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中，你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几乎在任何组织里，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他们到处搬弄是非，传播流言、破坏组织内部的和谐。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它苹果也弄烂，“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人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它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你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八、水桶定律

　　水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完全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水平。

　　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质部分往往又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

　　“水桶定律”与“酒与污水定律”不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中的破坏力量，而“最短的木板”却是组织中有用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比其它部分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成烂苹果扔掉。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无法消除。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严重到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就不得不有所动作。

　　如果你在一个组织中，你应该：
　　1、确保你不是最薄弱的部分；
　　2、避免或减少这一薄弱环节对你成功的影响；
　　3、如果不幸，你正处在这一环节中，你还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改进，或者转职去谋另一份工作。

　　九、蘑菇管理

　　蘑菇管理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蘑菇”的经历，但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当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上几天“蘑菇”，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更加接近现实，看问题也更加实际，而对一个组织而言，一般地新进的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从起薪到工作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所以，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中的这一段，从中尽可能吸取经验，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十、奥卡姆剃刀定律

　　如果你认为只有焦头烂额、忙忙碌碌地工作才可能取得成功，那么，你错了。

　　事情总是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复杂会造成浪费，而效能则来自于单纯。在你做过的事情中可能绝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的，真正有效的活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它们通常隐含于繁杂的事物中。找到关键的部分，去掉多余的活动，成功并不那么复杂。

　　奥卡姆剃刀：如无发要，勿增实体。

　　12世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对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主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常说的“奥卡姆剃刀”。这把剃刀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威廉本人也受到伤害。然而，这并未损害这把刀的锋利，相反，经过数百年越来越快，并早已超越了原来狭窄的领域而具有广泛的、丰富的、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企业管理中可进一步深化为简单与复杂定律：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这个定律要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把握事情的主要实质，把握主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自然，不要把事情人为地复杂化，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十一、二八法则

　　你所完成的工作里80％的成果，来自于你20％的付出；而80％的付出，只换来20％的成果

　　十二、钱的问题

　　当某人告诉你：“不是钱，而是原则问题”时，十有八九就是钱的问题。

　　照一般的说法，金钱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媒介，财富的贮藏。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它令人陶醉、令人疯狂、令人激动的一面，也撇开了爱钱的心理不谈。马克思说，金钱是“人情的离心力”，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关于金钱的本质、作用和功过，从古到今，人们已经留下了无数精辟深刻的格言和妙语。我们常会看到，人们为钱而兴奋，努力赚钱，用财富的画面挑逗自己。金钱对世界的秩序以及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这种影响有时是潜在的，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作用如此巨大，然而奇妙的是：它完全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致富的驱动力并不是起源于生物学上的需要，动物生活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同的现象。它不能顺应基本的目标，不能满足根本的需求 -的确，“致富”的定义就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这个看起来漫无目标的驱动力却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人类为金钱而互相伤害，远超过其他原因。

――《中国公民读本》编委成员访谈
　　1、《中国公民读本》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全面介绍公民基本知识的图书，您作为本书的编委，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出版的具体过程。
　　准确地说，《中国公民读本》是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全面介绍公民常识的图书。几年前网上流传着李柏光著的《中国公民常识》一书，跟本书颇有类似之处，遗憾的是该书没有正式出版。本书的出版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一开始它其实是出版社主动约稿的。2001年，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公民道德方面的著作成了国内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某出版社也打算赶一下潮流，而且要别出心裁，即超越公民道德的层面，全面论述公民的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于是将《中国公民读本》的出版列入了该社的近期出版计划之中（而且据说是重点规划），然后才去找作者。由于丛日云教授在国内政治学界以思想开放著称，加上他对公民教育也比较关注，曾经写过一些论述公民教育的文章，比如《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所以大约在2002年底，负责该书的编辑找到了丛日云教授，请他编著该书，要求半年内完稿。丛教授考虑到这毕竟是一件值得努力的好事，所以虽然感觉时间比较紧，还是答应了下来。2003年初，丛教授组织人手开始写作，到6月份按期写出了初稿。但初稿交出去以后，却很久没有下文，最后的结果是出版社取消了该书的出版计划，为此而不惜赔偿违约金。推想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出版社收到初稿后发现其基本思路与理念远远超出了出版社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所以主动取消了出版计划。二是出版社虽然愿意出版，但书稿送审后迫于有关部门的压力而被迫取消出版，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有些作者对此书的出版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但丛教授一直没有放弃努力。2005年下半年，丛教授与另外一家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到此书，此书的出版重新被提上日程。2006年初，《中国公民读本》终于由天津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然而，由于有前车之鉴，所以该社并未对此书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而是非常低调，使得这本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书未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中国公民读本》主要给读者哪方面的知识？
　　《中国公民读本》是一本普及性的图书，主要介绍现代公民常识尤其是政治常识，基本思路是围绕现代公民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关系，阐述一种正确的权利与义务观念。该书共分九章，章名分别是“我是公民”、“我是中国公民”、“我与国家”、“我与法律”、“我与政府”、“我与公民社会”、“我与社区”、“我与公民同伴”、“我是世界公民”等。在这本小书中，我们尝试通俗地阐释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政治观念，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离我们理想的公民读本差距还很远。但尽管如此，我们自己对它是非常看重的，正如丛日云教授在后记中所说，“我自己将这本书的价值看得高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本书。”
　　
　　3、请介绍一下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公民教育的发展历史？
　　 据李慎之先生回忆，30年代一些学校还开设过公民课，主要讲解政府的权力、责任，公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对中国的民主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以党派立场为轴心的意识形态灌输成为主题，公民教育就消失了。1957年，曾有人提出在学校开设公民课，也有人提出学习苏联开宪法课，但响应者廖廖，有的还被打成了右派。从此，公民课和公民教育在中国几乎就没有人知道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而没有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在各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最明显的体现是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各类公共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及其相关的活动，而师范院校的政教专业主要目标则是为这类课程培养师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当前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这是革命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接受和强化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忠诚的革命者。这种教育传统在建国后又延续了下来。直到近十多年来，公民教育才重新为人们所关注，但仍远未成为政治教育的主流。与《中国公民读本》的出版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新公民读本》，这套八册系列的丛书，以其内容全面体现了公民教育的框架，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该书目前已经在部分中小学校试用。虽然该套丛书的内容还存在一些缺陷，但相比于以前的中小学思想品德课本来说还是值得赞许的，不过该书目前的影响范围仍然有限。
　　
　　4、中国目前公民社会建设的总体情况如何？
　　近10多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确实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以至于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比如今年1月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已进入公民社会》。本人认为，如果把公民社会也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从硬件方面来看，中国可能已经达到公民社会的标准了，然而从软件方面来看的话，中国离公民社会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所谓公民社会的硬件标准，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中产阶级的规模、电话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程度等等，而所谓软件标准则主要是指公民素质尤其是公民精神。如果只是在收入上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而在精神上仍然停留在臣民意识上，这样的人是很难称之为公民的。学术界曾经争论过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区别，因为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有些学者否认二者的区别，如果这二者确实有区别的话，我想主要就在于是否具有公民意识的区别，或者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表示，是否具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是一个超越于传统的“公域”和“私域”二分法的概念，在公民社会的语境下，需要一个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第三领域，即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国目前的公共空间比以前有所扩大，但是相比于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来说还是显得非常不足的，需要大力扩展。公共空间不足的原因，除了当局的大力打压之外，公民意识的欠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力加强公民教育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5、今日中国教育与公民社会建设存在哪些不相称的方面？
　　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在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都硬性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大量教学时间。但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各国当中少有的没有真正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在民主国家，所谓政治教育就是公民教育。在西方，普遍具有悠久的政治教育传统，其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联邦德国，再次是法国、英国等。但是在中国，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所开设的政治教育类课程，不仅不能适应建设民主政治和培育公民文化的需求，其中大量内容还与其相矛盾。首先从目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换句话说就是培养某一意识形态的奴隶，而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其次从内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党的意识形态、方针政策为主，而公民教育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价值观和人格、公民的政治与法律常识为主要内容。再次从教育的方式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以自上而下的灌输为主，而公民教育则强调互动、平等与个性。近年来，中学政治课的改革使得它对中学生的毒害已经有所减轻了，但是承担政治教育任务的不仅是政治课，语文、历史等科目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两门科目的说教更隐秘，所以其毒害更大。尤其是历史课（其中又以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为甚），已经成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工具，毒害了无数大中学生。近年来青年一代在一些事件中的表现，让很多人大失所望，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启蒙已经失败”。我虽然没有这么悲观，但是也不得不认识到党化教育仍然很有效，启蒙仍然任重而道远。当前青年一代的主要问题是民族主义上升，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近代史的认识受到了中共的误导，还有一个值得忧虑的地方是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前的那几十年历史缺乏反思，这同样是由于中共不愿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总之，历史教育已成为影响人们政治观念的重要渠道，未来的公民教育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内容，着力清除中共的错误教育所造成的毒害。
　　
　　6、中国今日急需从哪些方面加强公民教育？
　　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的公民文化与之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就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正确的民主和法治观念。在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公民教育的具体任务和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在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国家，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在向民主过渡的初期，往往在制度上建立了民主，使公民获得了参政权，但公民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时候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公民认同民主价值，掌握参政的能力和技术，从而为巩固和改善民主制度服务。对于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公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使公民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变，包括树立民主理想和价值观，养成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学会行使民主权利，从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起步和顺利完成。中国目前应该还处于第三阶段，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树立民主理想和价值观，养成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重点应该是培育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把人们从臣民意识和革命幻想中解放出来。
　　
　　7、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将公民意识教育提上日程，估计今后中国在公民教育方面会有哪些发展？
　　首先我想说的是，对中共的报告不必太认真，因为中共从来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而且中共的报告总是充满语言陷阱，可以做多种解释的，他们可以随时翻脸不认账，无论怎么做无碍于其“永远正确”。比如上面这一句话，由于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的定语，这就使得这些语词都可能远离了其本来的意义，而前面的“公民意识教育”实质上就可能只是“奴隶意识教育”的同义语了。尽管如此，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改进我们都应该表示欢迎，所以我愿意对中国未来的公民教育进行谨慎的乐观预言。公民教育的主要阵地还是学校，而对学校教育影响最大的又是教材。应该说近年来中学教材的改革在总体上是进步的，如果未来中小学教材进一步朝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的方向修改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新的一代也许会在公民意识上有较大的提高。另外，虽然指望全国范围内的大幅度教材修订不太现实，但由于现在允许各地区自选教材，所以不排除出现个别优秀教材从局部地区试用向全国拓展的可能。比如前面说过的《新公民读本》，如果该书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使用的话，应该会对中国的公民教育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除了教材改革之外，考试改革也是对学校影响非常巨大的一个环节。近年来，政治课的考试成绩在中学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有些地区和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科目的考试，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对于腐朽落后的事物来说，淡化它就是一种进步。未来中学教育中政治科目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下降，甚至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政治科都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在中学理科升学考试已经取消政治科目多年的情况下，研究生考试中仍无论文理都要考政治，这实在是毫无道理的。能否取消研究生入学的政治科考试，将成为判断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风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8、公民教育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如何？
　　社会转型的目标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经济上的市场化，社会的公平化和文化上的自由和文明化，所有这些都跟公民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公民教育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无法真正实现。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公民的政治态度和参政能力是公民素质的主要内容，它们不能完全依靠自然获得，而是需要培养和教育。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民主制度将权力交给公民，而公民又需要教育和训练。阿尔蒙德曾将起源于西方文化的民主称为“一整套如此脆弱、如此复杂和如此微妙的安排和态度”，认为这是没有民主传统的非西方国家人民不易掌握的。诚然，我们不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接受不了民主，没有民主传统并不是拒绝民主的充分理由，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充分有效的公民教育和由这种教育培养的优秀公民，就不会有顺利的民主化，也不会有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公民的民主教育尤为重要。公民意识与市场经济也是相互耦合的。市场条件下所要求的经济人角色的另一面，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也就是公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要求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鼓励积极进取的精神并要求遵守游戏规则；都提倡理性的行为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以及要求掌握讨价还价的技巧。当然，全面的公民教育也需要在社会转型尤其是政治转型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总之，为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公民教育。虽然目前开展公民教育的条件尚比较欠缺，但并非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中国公民读本》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尝试，希望后来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好的作品，并将之投入教育实践。
　　2008年5月
　　注：由丛日云先生主编的《中国公民读本》 于2006年4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读者可以在书店或者网络书店购买。

汉人被强迫了两千年，大家似乎骨子里就有君权的影子！上古淳朴有序而彪悍勇敢之风俗为什么不再？这是一个让千古华夏文人郁闷的事情。当汉高祖夺下书生的高帽子，往里面尿尿的时候；当皇帝动辄把达官显贵，或者小民们满门抄斩的时候；当那聪明的也是应该批判的韩非创造了“法 ”，他的下场是可悲地，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注定了可悲的一面。

读托马斯潘恩，还有洛克的《政府论》， 能让人了解古典与现在的秘密。

美国的伟大，因为他们拥有群星闪烁的勇敢的一群人，在那个民众也唯唯诺诺、举步维艰也诚惶诚恐的年代，有一群举起“善良”大旗帜的人，并不以善良为惩罚手段愚昧民众的人，—————是他们的诚实与自由，民主的价值带来一个伟大的国度！

美国是幸运的。

“常识”，这个名词，是最简单，又是最不简单的。说浅了，它是人人皆知的道理；说深了，它是凌驾于所有“知识”、“学识”等等之上的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共同的价值观。人类的文明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观层面。放眼世上大多数的改革，改的是什么？大都停留在第一、第二层面，而没有或者说很难达到第三层面。因为价值观是千万年来祖祖辈辈相传而形成的，要改变它岂非一日之功。而直抵这一层面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所需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智慧。勇气的聚集并非难事，而先知的诞生才是必然中的偶然，才是民族之大幸。


看过《常识》，再回头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大众缺乏的，正是各种各样的常识。价值观层面的暂且不论，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更决定了所谓“君权”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制度层面的尚且没能普及，物质层面的也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路，任重而道远。

摘录：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生缺陷。
　　*第一个动力（指王权）终会不受约束的为所欲为，而它要是在速度上感到不足，它还可以在时间上得到补充。
　　*英国国王不像土耳其国王那般残暴，不过完全是因为人民的素质，而不是由于政府所选择的体制。
　　*压迫常常是财富的后果，而很少是或根本不是致富的手段。
　　*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同样，被人当作权力争夺来的世袭制，则是对我们子孙的侮辱和欺骗。
　　*许多人因恐惧而服从，另一些人因迷信也服从，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则帮附国王对其余的人进行掠夺欺诈。
　　*在英国，一个国王所能做的事情，总结起来不外乎是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坦率地讲，这使国家陷于贫穷和陷入四分五裂。
　　*我可以同样武断地说，假如没有欧洲列强注意她的话，北美照样能够繁荣，或许还更兴旺。北美赖以致富的贸易，属于生活必需的，只要欧洲人还有饮食的食惯，它总不会没有市场。
　　*欧洲，而不是英国，某种程度可称为北美的亲国。
　　*为了正确的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照顾我们的子孙，把我们的职责地位在人生中向前推进几年，站在那样高的位置，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种被目前的一些恐惧和偏见所掩蔽的形式。
　　*目前这个冬季如果利用得当，可以抵得上一个时代，但如果蹉跎和观望，整个大陆将遭不幸。
　　*如果不前进，我们就会后退，或者永远发生争执，或者永远可笑的提出请求。
　　
　　*总之一句话，一个嫉妒我们繁荣昌盛的政权是否适宜于来统治我们呢？
　　*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旧世界遍地生长着压迫。自由到处受打击，亚洲和非洲早就已经把它逐出，欧洲把它当作异己分子，而英国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啊！只有北美大陆，只剩这最后的一片土地，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青年时代是良好习惯的播种季节，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是。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立法而无法律，有智慧而无方案，有政体而无名称，而最让人担忧的，是拼命想要处于从属地位的完全独立自主。
　　*那些不能自卫的小岛，是一些王国把它们置于保护之下的适当对象；但是，如果认为一个大陆可以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那不免有些荒谬。在自然界，从来没有使卫星大于它的主星的先例；既然英国和北美在彼此的关系上违反自然的一般规律，那么显然他们是属于不同的体系。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自己。
　　*有人说，那么北美的国王在哪儿呢？朋友，我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不像大不列颠皇家畜生那样残害人类。还是让我们庄严地规定一天来宣布宪章，希望我们哪怕在世俗的德行方面也不要有缺点；让我们发表的宪章以神法和圣经为依据；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知道，就赞成君主制而言，在北美法律就是国王。因为，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它的作用。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流弊，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时，取消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
　　
　　链接：
　　*托马斯．潘恩（1737－1809）生于英格兰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教友派信徒，母亲是英国教教徒。他十三岁轻学跟父亲干活，学做妇女紧身褡。他试干过各种职业，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在伦敦遇到班哲明．富兰克林之后，他于1774年末移民到北美殖民地，并找到《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工作。那时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潘恩很快就卷进冲突。1775年4月l 9日的列克星敦和康柯德的战斗之后，潘恩得出结论，这次起义的目的不仅要反对不公正的税制，而且要支持全面独立。1776年1月10日，他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书中对他的论点作了详细解释。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二百五十万的殖民地里，可能总共售出了五十万册。潘恩的《常识》比任何一个出版物都更能说服当时的公众舆论支持北美从不列颠独立出来。
　　
　　*改变美国的20本书
　　1、《常识》（潘恩）
　　Common Sense, Thomas Paine，1776
　　2、《为女权辩护》（伍斯托克拉夫）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Mary Wollstonecraft，1792
　　3、《摩门经》
　　The Book of Mormon，1830
　　4、《美国黒奴道格拉斯生平自述》（道格拉斯）
　　The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Frederick Douglass），1845
　　5、《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The Communist Manifesto，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1848
　　6、《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
　　Uncle Tom’s Cabin，Harriet Beecher Stowe，1852
　　7、《草叶集》（惠特曼）
　　Leaves of Grass，Walt Whitman，1855
　　8、《梦的解析》（弗洛伊德）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Sigmund Freud，1900
　　9、《同族人》（迪克逊）
　　The Clansman，Thomas Dixon Jr.，1905
　　10、《屠场》（辛克莱）
　　The Jungle，Upton Sinclair，1906
　　1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John Maynard Keynes），1936
　　12、《愤怒的葡萄》（斯坦贝克）
　　The Grapes of Wrath，John Steinbeck，1939
　　13、《隐形人》（艾利森）
　　Invisible Man，Ralph Ellison，1952
　　14、《嚎叫》（金斯堡）
　　Howl，Allen Ginsberg，1956
　　15、《地球的震栗》（兰德）
　　Atlas Shrugged，Ayn Rand，1957
　　16、《寂静的春天》（卡森）
　　Silent Spring，Rachel Carson，1962
　　17、《女性的奥秘》（弗里丹）
　　The Feminine Mystique，Betty Friedan，1963
　　18、《马尔科姆·X自传》（马尔科姆和黒利）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Malcolm X and Alex Haley，1965
　　19、《论死亡与濒临死亡》（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On Death and Dying，Elisabeth Kubler-Ross，1969
　　20、《都是总统的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
　　All the President’s Men，Bob Woodward and Carl Bernstein，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