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发展之迅猛、分层之深广、形式之丰富，如同诸位所见，诚可谓“革命”也。仅截止去年2月，相对独立的中文文化网站便约有52000个，其中以 WWW开头的，约有34000个；约7000个网站以文化新闻类为主，约1000个网站属於专业文学性质，另有1000个综合网站拥有文学栏目；而旅游网站，则在5200个左右。在此浩繁网海之中，我提出一批我常关注的现存网站来，结合当前时局之亟须而综述之。但有三点我要说明：第一，普及率过大的门户网站与传统官方网站不在此列；第二，论坛、社区、博客、MSN、留言版等不在此列，这包括颇负盛名的《天涯社区》www.tianyaclub.com、《自由中国论坛》http://218.155.24.175:9876/zyzg/index.php?sid=JsdVteF8、《兴华论坛》http://www.1911.cn、《中间思想文化论坛》http://www.zhongjian.net？、《观点论坛》？、《先锋论坛》http://www.whxf.net、《北国之春》http://bgzc1.126.com等；第三，尽量选择以WWW开头，以COM、CN、NET、ORG结尾的网站。

　　一、学院研究组织主办的独立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颇受关注的是一批务实网站。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http://www.ccer.edu.cn，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大与议会网》http://www.yihuiyanjiu.org，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网》http://www.wiapp.org等。

　　其次，是以研究法学，尤其是研究宪政、政治、法律为主的网站。如：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理论法学研究资讯网》http://www.legaltheory.com.c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史学术网》http://www.legal-history.net，西南政法大学宪法行政法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宪行天下》http://www.cncasky.com，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再其次，就是纯粹学院派的学术网站。如：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四川省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思问网》http://www.siwen.org，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http://www.chinese-thought.org网站兼同名网刊，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政研究中心主办的《宪政知识网》http://www.xianzheng.com等。

　　在视线所及，我以ALEXA统计器分别予以排列对比，此类网站之中有两家网站远远超越以上诸网站，分别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北大在线》http://www.beida-online.com，全球排行第11483名；北京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主办、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应邀协办并负责组稿及编辑的《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排行第24812名；而刚才所述务实网站之佼佼者——《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排行第46998名。究其缘故，《北大在线》、《世纪中国》的内容，均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等综合议题，且互动性极强。

　　《北大在线》有着名的下设学术网站《中国学术城》http://newyouth.beida-online.com/xueshu、《燕园评论》http://edu.beida-online.com/yypl等，大批学术权威人物集聚在此。相比较而言，《世纪中国》更民间化。该站下设两个人气旺盛的论坛——“世纪沙龙”、“世纪学堂”，主办《世纪周刊》、《公共平台》、《星期文萃》等网路杂志，并即时更新“第一时间”栏目。经统计，仅2004年便有1000多位作者在该网站首发将近2600篇原创文章（非论坛帖子）。值得留意的是，该网站还有重要参与者——北京中青未来社区文化发展研究所。

　　关于这两个网站的影响力，可以给诸位一组数位进行对比。我注意到排行第70627名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其浏览量已达6909892次；全球最大规模的中文法律网站、大陆规模最大的法制新闻发佈中心——《中国法治网》http://www.sinolaw.net.cn，目前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60万次，被国务院新闻办称之为“国内办得最好的法律网站”，全球排行第53948名；如此，则排行第11483名的《北大在线》与排行第24812名的《世纪中国》之影响力可想而知，几可称为学院研究组织独立学术网站之颠峰。

　　二、个人主办，但依託於学院研究组织和学者的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以《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办有《文化研究》辑刊）、《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办有《前沿学刊》网刊）、《法律思想网》http://www.law-thinker.com（办有《法思》网刊）、《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法理与判例》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等为代表，其影响力几乎可与上述网站同日而语。

　　《文化研究网》是中西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排行第32324名，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元浦主办。该网站是大陆第一家拥有正式出版物的文化研究学术网站，强调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的个案研究，并将中国问题置於全球化视野之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故其醒目的研究方向是 “中国与西方”。

　　《学说连线》排行第45111名，也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是以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为学术依託的大型学术网站，由四川某省级部门计算机资讯中心主任沈中主办。该网站主要面向大专院校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热衷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群体，拥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其影响力已幅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目前，已有200多位作者在此网站发表论文和建立专集（其中有不少是大陆知名学者），收藏的论文将近12000篇。

　　三、非政府、非学院组织主办的高质量研究网站

　　此类网站比以上网站更为入世。其代表者，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天则经济研究网》www.unirule.org.cn，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主办的《秦兵律师网》http://www.qinbing.com，北京德赛思创谘询中心主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专案”创建）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於1993年7月创立，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目前聚集之人士，乃是大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其研究质量和业务水平之高，从《中评网》的收费制度可窥一斑：除“学人社区”之外，《中评网》其他栏目概不免费开放。国内会员每年须交100元，海外会员每年须交50美元或50欧元或6000日元，方可访问该网站全貌。尽管如此，《中评网》仍能排行第56446名，远超浏览量已达7945871次的《秦兵律师网》（排行第69081名），此可谓“实力”。

　　《秦兵律师网》是大陆律师事务所网站之中的奇迹。该网站内容涉及时政、地产、房屋、物业、拆迁、股权、选举、劳工等一系列当前最为紧迫的民生民权之焦点问题，其价值已远远超过律师事务所本身，始成为尖锐的大型综合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主要为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和学者提供特制的资讯、调研、谘询和呼籲，尤其为从事选举和人大工作的官员和学者提供相关资讯，不少海外学者也是从该网站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该网站的主办者是一批长期研究中国选举与基层治理的学者和长期从事基层选举工作的工作者。

　　四、个人主办的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

　　独创网站之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五类：

　　（1）思想类。如：陶世龙（居加拿大之弗雷德里克顿）主办的《五柳村（国内版）》http://www.taosl.net，郭中军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网》http://www.pssw.net，秋风主办的《思想评论》http://www.sinoliberal.net，杨支柱主办的《问题与主义》http://www.yangzhizhu.com，胡星斗主办的《胡星斗中国问题学》http://www.huxingdou.com.cn，顾则徐主办的《顾则徐新思想工作室》http://www.guzexu.com等。

　　（2）法学类。如：范亚峰主办的《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游振辉主办的《中国法官》http://www.china-judge.com，王琳主办的《天涯法网》http://www.tyfw.net等。

　　（3）新闻类。如：紫瑞庐主办的《报道中国》http://www.cn99.com/cgi-bin/getlsts?listname=woskf网站兼同名网刊等。

　　（4）文学类。如：黎正光主办的《汉语文学网》www.hywx.com，余樟法（东海一枭）主办的《震旦文化网》http://www.zhendan.cn？，郑光路主办的《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http://www.tougao.com/gzs/zgl，李槟主办的《槟榔园》http://libins.cc333.com网站兼《槟榔园文学书院报》网刊等。

　　（5）维权类。如：李新德主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http://www.yuluncn.com？，李健主办的《公民维权网》http://www.gmwq.org？，吴贤德主办的《打工者之声维权公益网》http://www.dgzzs.com，李鸣主办的《中国维权服务网》http://www.weiquancn.com，郭昌盛主办的《中国农民工网》http://cnmg.cc333.com。此类网站还有《农民维权网》http://www.weiquan.org.cn、《外来工》http://www.wailaigong.com等，内容涉及农民、农民工的组织管理、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

　　这些网站的主办者，均是极力推举个人兴趣和表达社会关注的网路代表。这当中：陶世龙年近76岁，曾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作家”；郭中军年仅27岁，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秋风是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也是知名译介、研究学者；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馆员、讲师，原《学而思》网站、《公民》网刊主办者；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创有北京星斗纵横文化发展中心；顾则徐是军、政、法、商、文均已经历之人，曾是法官。

　　范亚峰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也曾是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游振辉是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正科），也是福州大学兼职副教授；王琳是《方圆》杂志主笔，《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特约评论员。紫瑞庐是重庆报业工作者。黎正光是四川当代着名诗人、《浣花》文学诗集主编，也是《中国大型网路文学期刊》创办人；余樟法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也是众所周知的网路作家和民间诗人；郑光路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也是大陆多家报刊特约记者和专栏撰稿人；李槟是旅居韩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

　　李新德是包括法制新闻杂志社在内的大陆多家媒体特约记者、调查员，曾写下《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一文，且於46天之内凭藉互联网强大舆论攻势将李信打垮，从而声名远播，被《安徽法制报》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李健是近两年来互联网公民维权运动的活跃人士和组织者；李鸣是湖北省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吴贤德是2003年12月10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受访维权人物，已发表作品千余篇；郭昌盛则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位普通农民工，但其为民工所发之言论，如《对改善进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建议》、《中国农民工的公民权利状况》等，全篇真实、沈重、有力，堪与对农民有着极深感情与思索的李昌平、郑年怀（淮生）相提并论。

　　以上人士，尤以主办《五柳村》（含“胡耀邦研究”、“中华文化”、“科学之笔”等专栏）的陶世龙最为着名。这个以个人之力主办的网站，竟能排行第94999名，远远超过已发行704期、订阅读者达57918人的《报道中国》网刊（排行第111419名），极不简单，也是海外人士将伺服器之一设於大陆的鲜见之成功个案。

　　五、个人与同道主办的共鸣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的奇迹是《野草先锋网》http://bj3.netsh.com/bbs/126168（办有《野草诗刊》网刊和《大散文》网刊）。该网站註册用户达万余人，日均访问量超过一万个IP用户，排行第33366名，远远超过《学说连线》，几乎与《文化研究网》不相上下。在此类中文独立思想文化网站之中，我仅知唯有“酷评家”朱大可等人主办的《文化先锋网》http://www.whxf.net（目前已被封杀）达此影响力。令人震惊的是，《野草先锋网》主办者的首要人物，竟是江西省上饶师范大学一名青年学生——玉生。玉生同时也是民刊《野草》主编，常在《诗选刊》、《星星》、《海峡》等发表作品；2001年创办该网站前身《野草诗歌网》时，他年仅20岁。他的同道，如汪峰、诗神（笔名）等，目前均是《野草先锋网》编辑。该网站所推荐的文章，甚至包括丁子霖的《我和林昭》在内，可谓中国新一代大学生的可贵努力。

　　与《野草先锋网》相似、但影响力差之甚远的网站，还有湖南大学“岳麓法学沙龙”组织成员（包括果铭、李晟、熊湘怡、杨帆、赵玮、王康敏、唐俊傑、冯辉、武亦文等本科生）主办的《思想的碎片》http://www.lawsalon.net，排行第548851名，却已远远超过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官方网站《地方立法网》（排行第568219名）等。中国青年之努力，还可以李剑宏联合学术界同仁共同主办的《剑虹评论网》http://www.comment-cn.net为见证。该网站是主要面向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人士的有针对性的社会学网站，1999年创办该网站前身《泽中工作室社会学研究网》和筹资成立“泽中工作室” 时，李剑宏也只是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学生。但2001年正式开办《剑虹评论网》以来，该网站竟迅速成为公信力极高的文化网站，《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光明网》、《新京报》、《E时代周报》、自由亚洲电台都曾介绍过该站，如今已排行第126732名。

　　时至今日，《剑虹评论网》主办的《今日评论周刊》已经开始全年征订活动，每周须花两元钱方能阅读该刊，这在以思想文化研究为主的网站的“网刊经营”方面，堪称先例。其他网站，如《野草先锋网》开展广告业务，这都属於寻常商业手段，而《今日评论周刊》则是在网路免费消费的固有形势下，以原创性、严肃性、公益性、专业性的传媒相似姿态面向固定人群，也可谓实力的见证。以此放开看去，此类网站还会大量兴起，只是为降低成本计，在126.COM、51.NET、TONGTU.NET、 CC333.COM等网站空间提供站，不少网站建立者将选择在此付出低额费用建立不以WWW开头的网站，提供非免费的消费品——获得国家法律保护的高质量原创网刊亦必在此列。

　　还有一个网站同样以网刊内容取胜，那便是《中国报道周刊网》http://www.mlcool.com。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剑虹评论网》，与《学说连线》不分伯仲，排行第45277名，几于李永刚主办的《思想的境界》http://art.zy51.com/sixiang（早已被封杀）媲美。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新闻、国际、两岸、学术、历史、军事、法律、思想等综合性学术理论，追踪时事，刊发激情文章，比之《学说连线》、《剑虹评论网》等，更为敢言。一些被当局视为敏感人物者，如赵达功、傅国涌、何清涟、任不寐、北明等，均被其接纳，并专门制作个人专辑。值得一提的是，该网站的传播手段除有中国镜像站之外，另有日本、英国、美国等6个镜像站和邮件列表历史存档，其资讯技术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只不过，该网站创办者究系何等民间人物，至今也是个迷。

　　紧接着，以相对专业而又相对自由的论坛取胜的网站随之产生，这就是以《真名网》http://www.zmw.cn（办有《真名网周刊》）、《宪政论衡》（长期开展“宪政徵文”）等为代表的民间独立言论网站。《真名网》由一批务实学者和活跃网民，如吴洪森、庄朝晖、张晓波等参与管理；老资历的《宪政论衡》，由陈永苗、王怡等参与管理。两者均聚集了一批态度温和但敢於直言的学者和作家，已然形成理想化色彩颇浓的民间虚拟沙龙。后者至今域名已成www.xianzheng9.com？，意指这是第九次重开该站。与之曾经长期伴随的网站，如《民主与自由》、《不寐之夜》被封杀过几十次，演变成不久前又被封杀的《观点论坛》和不久前重新开通的海外《议报论坛》http://www.chinaeforum.com？。以此对比，则《宪政论衡》能够存在至今，实在是一个不普通的案例。

　　新闻人的努力也可圈可点，尤以《反腐败网哨》http://www.fanfubai.com？、《中国新记者联盟网》http://www.areter.com等为代表（后者已被封杀）。此类网站常由一批长期关注民生民权问题的地方记者发起，为无法刊登於传媒的作品做平台准备。李新德等人的实践也证明了此类网站的必然趋势；而且我认为，此类网站的出现和发展，乃是中国新闻记者民间化的成果之一。以《反腐败网哨》为例，该网站内容涉及贪官日志、反腐评论、腐败世相、古镜今鉴、域外法制、新闻资料、记者调查等专门内容，最吸引人之处莫过於其特约调查员李新德、李明等人的文笔。他们直接调查的事件对象往往并不牵涉到国、省级重大权贵人物，但对市、区、镇、村范围之内的腐败现实却能做很积极的维权行动。也是基於这一点，比之其他新闻人，李新德、李明等人更能深入瞭解民间疾苦。

　　六、其他网站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我仅列举出来便罢

　　第一类是以《凯迪网》http://www.cat898.com为代表的超人气网站。该网站排行第1418名，因“猫眼看人”、“猫论天下”等敢言论坛而声名大振，被誉为“改革前锋，媒体新锐”，堪称中国新型门户网站的代表。比之《新浪》、《搜狐》、《网易》，《凯迪网》更为锐利和城市化。

　　第二类是富含法治、民权和专题资讯的官方专门网站。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正义网》http://www.jcrb.com.cn，排行第8537名；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主办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资讯网》http://www.chinarural.org，第一时间发佈大量关於中国村民自治的政策、案例等翔实资料；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地方立法网》http://www.locallaw.gov.cn等。

　　第三类是半官方性质的务实网站。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中国律师网》http://www.acla.org.cn；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1988年7月创立，属于国有科研事业单位）主办的《中国民意网》http://www.minyi.org.cn等。这里特别指出《中国民意网》。该网站虽是差强人意，但仍值得参考。因为该研究所在每次实施调查的时候，均有专业人员督导被抽中调查对象所在街道、居委会的联络员、调查员进行问卷发放工作。由于调查的规范化，使得调查的透明度较大，可以在委托方的监督下顺利进行调查，这是相对于我们这类社会活动者而言的优势所在。(杨银波 http://www.lotus-eater.net)

附邵文：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许，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之前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他就宣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曾经令多少天真的中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时起，言犹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打击下，中国人以每次不少于运动卷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大饥荒，致使三千六七百万中国人倒下去（接近真实的数字，一说是三千六百万，一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虐杀，到一九八九年仍以这个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实行武装镇压，一批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倒在血泊。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说已经被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决策、子弹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经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质疑。后来的中共领导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力求挽回这个不堪的局面，但由于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的长期缺失，党群关系即官民关系日趋紧张，民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维权斗争此伏彼起。“按倒葫芦起来瓢”，有防不胜防之势。于是戒备森严，防民之动，严控舆论，防民之口，其实都是在扬汤止沸，激化矛盾。仅在天安门广场，即使严密布控，仍然屡屡发生个体或小群体的抗议活动，直到坠楼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征，也是警号。他们已经不止于乞求式的上访，他们以一死表达的，是无权者对滥用公权者的不平与愤恨。

二十年来，在全国范围被逼出来的群体性行动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为例，公开报道的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等地的事件，都是长期来基层党政与民众严重对立，激起民愤的结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体虽为不良企业，却也是在地方和部门权力庇护怂恿下，蔑视并侵害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产党内不是没有健康力量，但他们往往倍受掣肘。各级党政实权干部中，相当一些人的官魂深处，还是毛泽东的“不把人当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不仅不会实行“以人为本”，反而会像毛泽东一样，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护和行使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制造冤案，八方树敌，“与民为仇”。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当政者谋划一些防范的策略，应对的举措，而是直面历史经验的启示，从被侵权、被压制、被残害者的利益出发，寻找一条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从亿万中国人（包括执政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出发，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

历史经验从哪里来？我不是历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但作为过来人，回头看这六十年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包括自己在内的千百万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实即史料出发，凭常情、常理、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上世纪末中共十五大前，人们就曾呼吁执政者实事求是地总结一次历史经验，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不应在近三十年前那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官方决议前止步，而要进一步深入，做出民间的修正与补充。中国人为历史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有权汲取与惨痛代价相当的足够的民间经验。认清毛泽东现象的要害在于“不把人当人”，就是重要的民间经验之一。


“不把人当人”是毛泽东现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地回顾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毛泽东现象时，依照中国人传统的为人准则，普遍达到一个共识，即毛泽东这个人“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用来概括其食言自肥，“阴谋”“阳谋”，其不讲诚信，背离道义，印证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言行，实例不胜枚举。这一语可作对他的政治道德的评价。

道德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说法便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王国。他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在是“不把人当人”这一执政理念的实践。“不把人当人”也能叫做执政理念吗？是的，它是某种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历代的帝王都是皇权专制主义者，不管他们嘴里唱得多么好听，夸称“与民同乐”，“爱民如子”，其实都是把自家置于万民之上，区别只在牧民有术或牧民无术，“牧民”者，把千百万老百姓视为牲畜来驱使服役也。

毛泽东很少讲人类，更没有讲过“以人为本”，甚至很少单独用一个“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力避所谓“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从早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到晚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当作他的斗争对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战术式的大跃进初起之际，他竟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大谈“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仿佛极其重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时在从上到下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后不久，却是正面把“人多”同“干劲大”联系起来，既符合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又紧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兵团作战战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百万人，如同在战争时期被视为兵源——战斗力一样，在此刻则是实现其超英赶美宏伟蓝图的劳动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帝王们居高临下，只见匍匐于地的百姓的黑发，故称之为“黎民”“黔首”，今天“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黎民”“黔首”们在权力者眼中的实际地位，与中外古代奴隶主看作“会说话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战争有战争的逻辑，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逻辑，毛泽东指示林彪，不惜牺牲五万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后来在长春战役中，牺牲的指战员不算，围城期间饿死的千百万平民，绝大多数并非毛泽东词典中的阶级敌人。1949年后的和平时期里，毛泽东还曾宣称，即使打起核战争，中国死掉一半人口，还会有三亿人，女人照样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说，这样的奇谈，或许可以辩解为针对核讹诈故作惊人之语，但说到亿万人的死难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轻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铁石心肠莫办。
更现实而非虚拟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生日那天与文革亲信们餐聚，开头就笑说“庆祝全国全面内战”，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并挑动群众、干部互斗初见战果之后，踌躇满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动的信号。因为这时即将开展“全面夺权”行动，随之引起全国各地或有军队介入的群众组织间的武斗，运用从长矛到机枪诸种冷热兵器，造成巨大伤亡。如果说从这句恶毒的谶言已可窥见其变态心理的话，转过年来，“上柴联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决策者，王洪文之流不过是执行他的指令。而在现场枪杀的，正是毛泽东多年来口头上、书面上封为“领导阶级”和“基本群众”的工人！

无论是漫画家、诗人喻之为“斗蟋蟀”或“古罗马斗技场”的斗兽表演，都嫌规模太小。毛泽东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视“臣民”如土芥，无情地践踏。这是典型的“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稍有违拗，就“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干脆消灭之！”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斗倒，斗垮，斗臭”，直到肉体消灭。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还是针对地主豪绅，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文革当中，那就不管是他原来定性的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以至党内矛盾，转眼就可变成敌我之势。而借口则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后十几年发生的“六四”屠杀（实际上从6月3日晚上开始的），也仍是毛泽东无视人的生命尊严的“把人不当人”的执政理念起了主导作用。所谓用多少万条生命换二十年“稳定”云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果然是高举了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旗帜！


“新中国”是依照“党国”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欢呼声中建立的时候，一度的确呈现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象。中共的宣传强调这一次全国性政权易手，不同于三千年来重复多次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大变革，让人民大众代替反动统治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

人们记得，毛泽东不止一次许诺过，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解释这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其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将由选举产生，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①这些话出自他1945年7月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不但白纸黑字印在当时的党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而且收入了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显然不是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造谣。

然而，仅仅四年以后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人们发现，原先所说的一套，不过是出于战争期间笼络国内人心以至争取国际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后来有人说的，宪法并不是为了实施，仅仅是订给外国人看的。只有书呆子才去较真你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端出来的才是“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性文件。

过去人们熟知的“国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权”的三位一体。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度，在这里只有顺从共产党的人才算人民，此外尽皆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共产党与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党政不分，拥有军队、警察、监狱，是一部实施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对阶级敌人加以专政，就体现了“人民民主”。对谁讲“民主”，对谁搞“专政”，最后裁决权属于共产党，甚至取决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一句话（自下而上是简报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则是批条政治）。强国弱民，大政府，小社会，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并窒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产生。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产党从上到下的组织，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制度，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遵奉的马恩列斯，都是只许服从不许反对，岂止不许反对，而且不容怀疑，不容稍有异见，甚至不容建言（毛泽东说“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岂止反动派、阶级敌人如此，被称作“人民”的，实际上也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你就丧失了名列于“人民”籍内的资格，归入另册。号称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对绝不接受批评的讽刺，以致在毛身后没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这样的国家称得上“人民共和国”吗？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这是不折不扣的“党国”。

“党国”体制的创议者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毛泽东有时抬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导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以俄为师，借鉴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提出了党国模式，未及亲身践行就逝世了，这份遗产留给了蒋介石。我们年轻的时候，便曾把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如实地叫做“中华官国”或“中华党国”。这一体制是孙中山政治遗产中的负面部分。不过，孙中山毕竟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是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让人看到“还政（权）于民”的远景。蒋介石不肯放弃独掌的大权，等到他匆忙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演出一幕行宪的戏，已是戎马倥偬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于形势搞立宪一样，为时已晚，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至于毛泽东，与慈禧载沣袁世凯蒋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和国家机器、政府事务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当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则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权，自然不存在“还政（权）于民”的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不仅是挑拨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是企图推翻共产党，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无须论证，也无须验证，一切的论据都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话里。打江山的理所当然坐江山，这就是出发点，也是结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干部决定一切，“党管干部”，党内党外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人选，委任升迁，概由各级中共党委说了算。原说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平等关系，不知何时暗转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党独大，垄断公权，嘴里说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要的只是一个声音，应者云集，应声虫而已。

共产党于是成了国中之国，国上之国，而党的领导层则成为人上之人。中共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语—关键词，民主是前缀—修饰语。其基本原则是从少数服从多数生发出来：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则服从核心的核心之一人，这是在实践中必然的逻辑结果。据说邓小平晚年讲过，从前是毛泽东说了算，现在是我说了算。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最后决定权”的制度——这一制度经毛泽东1953年《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邓虽在名义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实际上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事实。这也是中共组织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所共知，全国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里。各级人代会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遴选，分配各选区投票通过的，俨然是“上帝的选民”，理应举足轻重了；然而从总体上说，人大也只是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罢了。至于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协商”产生的各级政协，不但不同于1946年时的旧政协，也不同于1949年建国前夕的新政协，入选的与会成员实际上都被剥夺了独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话语权，要他们不当“花瓶”“摆设”也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同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一样，都是在现行体制下仅有的被允许参政议政的人，但他们之所谓参政议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对执政党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评，就会遭到反击，就是不安于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礼”。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羞辱，不下于刘邦阶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那样打成右派亦即“资产阶级反动派”，换句话说是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

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是“老子党”，中共执政后对各个弱势党派，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老子党”自居。毛泽东从来不畏人言，自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即使是“小权”也仍由各级党政干部执掌，草民不得与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是一句名言，言为心声，对普世斥骂的政治独裁，大有以可耻为夸耀之嫌。这样的“反潮流精神”，唯后来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庶几近之。
①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转引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阎长贵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仍是皇帝，中国人仍是皇权治下的“臣民”


毛泽东自陈他于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取其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革命论。其他则是后来的补课。“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后一半没有做到。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二十八年的后期，毛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号人物，并且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

但若问他的治国方略，对不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就是革命时期的原装货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选”第一卷的头题，开宗明义第一章也。他根本没考虑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转变变问题。仍然不乏大敌当前的危机感，仍然是为要对付敌人才去找朋友。落实下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敌人是划定了。当然，现在看到的“毛选”第一卷卷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敌人，已是建国后再三删改定稿的小名单。要知道1926年当时毛泽东目为敌人的大名单，还是要看最初的真迹②。那末，为什么后来不同时期毛泽东总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归入“人民”的人，特别是把所有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打，就明白其来有自，一点不奇怪了。或曰，毛泽东“不把人当人”，是对敌人。革命的敌人，共产党的敌人，革命运动如农民运动的敌人。这些敌人如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一贯不把人当人，则革命者也不把他们当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此之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红色恐怖以对之。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这方面不须赘述。

然而在敌友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常会发生颠倒，如以友为敌，这是左，或以敌为友，这是右。毛泽东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以敌为友的右倾，即使一时对敌虚与委蛇，也只是为了蒙蔽、麻痹敌人。而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事，屡见不鲜。因为丧失利用价值，把同路人一脚踢开，还振振有词，曰革命阶段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变化，甚至为了革命大局之类理由，可以随手抛出一大把。在毛泽东那里，革命的友军，同盟者，有用时，是人，礼遇之，形势变化不须借助时，就不当人了，弃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和平时期，对工商业和知识界，所谓“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教育，改造”，按毛的说法，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归结到改造，对财产是剥夺产权，对人头是洗心革面，改造对象就是革命对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了。沦为敌人，便成异类，类乎贱民，人不人，鬼不鬼，还想让他们把你当人看吗？

不过，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工商业和知识界，本来就属于游移敌我之间的阶级或阶层③。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变成革命派，也可以变成反革命派；所谓知识分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这就注定难免要挨打了。

但我们却还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干队伍中，在它的最高领导层中，在毛泽东多年倚为股肱的战友中，像彭德怀、刘少奇，不是也没逃脱毛泽东“把人不当人”的待遇吗？百战老将，开国元勋，在毛泽东的手指下面，不过是一只蚂蚁。虽然彭与毛几十年间曾有骂娘和顶撞的旧怨，毛对刘早在建国初期就令高岗查他当年被捕后的把柄，然而，于公于私，彭刘都没有应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记下账来，暂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引发大饥荒，饿死人成千上万，彭德怀进言于前，说已民不堪命，刘少奇继之指出“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泽东对前者发动围剿，对后者不发一言。但历史证明，随即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并不是号召青少年健康成长，而是要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报告”。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但他却不吝于频下加罪臣工的诏书。

按照毛泽东自己写来教育干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一条，叫做“树立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尚且要树立之，制造之，用来杀鸡吓猴，何况送上门来的口实——什么叫批评，什么叫建议，凡有不同意见，都是持异议者，是不甘俯首称臣，是不愿惟命是从，进一步就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向党进攻还不是敌人？一定要打得你检讨求饶，打成全党共诛全国共讨，所谓斗倒、斗垮、斗臭是也。已经是“狗屎堆”了，遑论把人当人看不当人看呢？即使唯唯诺诺，全力紧跟，不惜做伪证，当打手，不过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时候还会当作替罪羊。

关键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天纵英明，唯我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因此容不得别人说话，所谓“一言堂”是毛告诫下级不可称王称霸的，但他却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别无分号。现在一谈党内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什么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固然所谓“让人说话”只能算是恩赐而非民主，而这种恩赐又何尝有过？真是对着一锅清水夸鱼汤。毛在全国范围最大规模的一次“让人说话”，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诱使成十万成百万人“帮助党整风”，然后一举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这样说，不过是在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浮皮潦草地承担责任后，故作姿态罢了。

因此，在决策层只有一个声音，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上，当然同样只许有一个声音。到文革时期片言只语也作为“最高指示”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厉风行，全国城乡，敲锣打鼓不过夜。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极，而早在文革以前，实质上就一直是对毛提出的路线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此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绝对不容质疑。发生了像反右派、大跃进这样后果极严重的错误决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层有所发现，所谓近臣权要也是三缄其口，在为毛揩屁股的同时，还要帮助毛文过饰非，以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好维护毛的威信。党内有限的健康力量被挤压到无处存身的困境。

党外人士要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是想夺党之权；党内高干要说话，“你比主席还聪明？”是想篡党夺位。普通民众要说话，则是反动言论，在文革中更是触犯了“公安六条”，随时随地可以绳之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唯恭唯谨上书毛泽东等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百姓，属于第一代上访者，等于自投罗网，难逃被抓的厄运。冤狱遍于国中，形成了“偶语弃市”的政治环境。历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这样的独夫暴君以外，也都还受到一定的制约，他们须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为。而毛泽东的权力则膨胀到了完全没有制约的地步。他的后继者以党的名义继承了这份遗产。有郭罗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倡言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结果被点名驱逐，从北京大学赶到南京大学，不准开课，这已经是局于“新时期”的形势，没有从重治罪。至于以“导向”为名，操控舆论，压制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不一而足，更不用说窒塞言路，对基层群众来信来访采取截堵抓捕，所谓“把……消灭在萌芽状态”，动辄动用暴力，通过公检法部门制造冤案，都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剥夺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恶政。有人说，不求实现什么民主宪政，只要求按照现行宪法办事，放眼神州，又谈何容易？

如前所述，“党国”体制体现的特色就是中国积重难返的皇权专制主义，党国的领袖人物也就成为九五之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秦始皇”，有人说应是“列宁（斯大林）＋秦始皇”；总之，为目的不择手段，用铁腕兼用权术，不让秦嬴政专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怜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做不了现代国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国家”权力者的“臣民”。想过像人一样的生活，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岂可得乎！②③　

毛泽东在《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等处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毛还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也当作“半反革命”的。毛对“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转引自王来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总第82期。


一定要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一切人和事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口口声声的“翻身解放”，实际上多方设限，标榜老百姓“当家作主”，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毛泽东“当家作主”，民众则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是保证置身于“人民内部”的前提。毛泽东以政治态度为划分标准的“两种矛盾”理论，取代了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厘定，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国人中随意指判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门。人民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打击的对象，消灭的对象，不当人待，似乎已顺理成章。那末，“人民内部”呢？

先看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毛泽东发动的武装斗争从秋收起义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毛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质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农民不仅是战时钱粮的供应者，又是革命军队的兵源。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中，各根据地首先是东北的土地改革，给了贫农雇农下中农以土地等实际利益，得以掀起“保卫胜利果实”的参军支前热潮。这是中共和农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广大农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向高级合作化飞跃，闪电般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公，实行对农民的彻底剥夺，切断了刚刚起步的“发家致富”之路（这也为后来大批市县一级党政和乡村基层干部勾结地产开发商廉价占用“集体”耕地伏线）。据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倾向，“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有力的“教育”则是改变他们的经济存在。于是，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证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几千年来沿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变身为劳动营里的一员，由生产队长组长支配。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双重剥夺。

全国农民，首先是贫下中农，对共产党以身家性命相许，而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并不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沉重负担，历史地落在他们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学家，过去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就农民生活处境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被自命农民利益唯一全权代表的毛泽东拉下脸好一顿训斥奚落谩骂。

农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国务会议上来发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没有代言资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干部或知识分子说了一句“农村苦”，就划成了右派。但不是还有土改时期红火一时的农民协会吗——农（民协）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意志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团体，早就在土改结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的集体化组织（合作社及其后的人民公社），毛认为成亿的农户过于分散，一旦“梳成辫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跃进，抓他们下田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谁也别想逃脱，抓他们上山伐树，回家砸锅，土法炼铁，到公共食堂领粥喝，上河工时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员无异于奴工。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还以“清查瞒产”为名，闯入农家搜缴粮食，颗粒不剩。队长不开出村证明，谁也别想外出讨活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民，就跟朱元璋时的农民一样，“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间”，他们被户籍钉死，不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请想一想，全国有多达三千六七百万的男女老幼，大部是农民，关门闭户在家中饿死！河南兰考农民感念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一条就是他到火车站制止了阻拦，放走死里逃生的乡亲（后来宣传焦裕禄，却说他是到车站劝阻逃荒的农民留下来“生产自救”）。待到经济情况经过调整略有好转，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指责人们刮“翻案风”、“黑暗风”，开始他新的“战略部署”。四清（所谓社农民如此，工人属于领导阶级，总会好些吧？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并不在九天之上。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不过是理论上的名义，它的“领导”须“通过共产党”，共产党才是执掌统治权的实体。而具体到每一户、每一个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则不过是分属于工厂矿山工地铁道各个企业单位的个体劳动力。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单位中的党政工团，其中的“工”指工会。厂里虽有工会，却跟农民没有农会没有两样。工会主要是配合党政部门完成生产指标和政治任务，组织各项“中心工作”的，等于党委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会干部也都由党委指派。宪法上的集会结社自由，在这里是凌虚驾空的。正如宪法上曾经规定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都是空头支票。

工人与干部发生矛盾，如同在其他机关团体的一般工作人员与领导发生矛盾一样，很容易扣上“违反纪律”、“破坏生产”以至“反对领导”等罪名。厂矿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不合“规格”的不顺眼的工人，也都有划成“坏分子”的危险。甚至在平时，说谁“顶撞领导”，“一贯捣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劳动教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确比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高出一头。在另一部分刚刚从农村进城换上工装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较受尊敬的师傅身份。且不必说，他们在少数沦入工人队伍的“将校尉，港澳台”（即曾为旧军警或有境外社会关系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领导阶级”的光圈虽属群体，但也赋予个体以荣誉感。建国初年，这成为工人群众热情投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的动力。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随着时光流转，许多厂矿企业中的党政工团迅速官僚化，一些领导干部特权化，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虽有“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中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发挥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和荣誉感。相反，几十年长期实行所谓“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资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牺牲（遗留问题如工人住房几十年一贯紧缺等，至今尚未解决）。④　一个封闭压抑的社会里弥漫的消极失望情绪，也笼罩在两三代工人头上。文革是从上层建筑单位开始的，文革期间的武斗是从院校开始的，而工人造反组织成为派性斗争以至武斗的主力这一事实，反映了工人队伍的分化。这一高潮落潮时，不管是曾经紧跟党委的劳模、政治积极分子，是不满现状响应号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还是挣钱养家不愿掺合政治的逍遥派，都有受骗上当，遭到玩弄的感觉。“我自将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沟渠”，毛泽东口口声声工人阶级长，工人阶级短，口口声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原来对普通工人也没把他们当人看。三十年间不但“涮”了为原始积累卖命破家的中国农民阶级，也“涮”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献了血汗产值的中国工人阶级。

广大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工农。不管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普通士兵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说有过一次选择，那是在朝鲜战争中选择回国的战俘，以为回到祖国怀抱，却不料陷入无穷的“审查”之中——成为了嫌犯，被责以不死。他们的境遇竟不如享受优待的敌方俘虏。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国战俘的遭遇，就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出狱时受到的质问：“好样的都牺牲了，你能活着出来，是不是当了叛徒？”至于以国防军介入国内政治，把枪口对准民众，所谓“快刀斩乱麻”，而陷军人于不义，那就是双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说的“人民内部”，且是政治优先的工农兵。但“人民”的“内”、“外”，只是一纸之隔。中国人是很容易成为“敌人”，沦入“非人”之境的。“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码的敌人。每次运动又都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打击面，岂不就要从“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击对象吗？运动中固然制造冤案，平时的冤案也层出不穷。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 或实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伪证；

或索性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没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实至名归，它管着同级政府的公检法部门，几十年一贯制。任你嚷嚷什么反对“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呼吁司法独立，无异与虎谋皮，司法部门若独立执行司法权，把名为“党的领导”的长官意志置于何地？司法权之大，莫过于杀人。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如果法律专业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样复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国不仅有涉及高官显贵如刘少奇、潘汉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对普通民众草率定案，公审公判之间，无视人权，罔顾法理，草菅人命，残酷到什么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这是制度的问题，不能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有人说，经是好经，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说这些不值一驳，这些早已有人驳过了。

宏观地看，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视观察，今则坐镇指挥。以全国之大，人口之多，每次运动之中和两次运动间隙，除对身边“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亲自过问。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过的各级党委，还有国家机器核心部分的公检法部门。替他“树敌”，也替他打击并消灭敌人。凡是“称职”的干部，都是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泽东之真传，“想毛泽东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个“小毛泽东”，从心所欲而中规中矩。他们在毛泽东设计的制度框架内，秉承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以人为螺丝钉，为驯服工具，为愚氓，为阿斗，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驱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驱使奴役之不足，更戏耍之，凌辱之，打击之，陷害之，总而言之是敌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政治运动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这一过程，不断把百分之五的人树之为敌。三千六七百万饿死的人，并没有定性为敌人，但在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这个死亡数字，大约也正相当于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灭了。不叫敌人而遭遇大体与“敌人”同。

不过，说句公平话，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也终于难逃被他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乃至成为无以名状的牺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越是回顾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纪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在“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过程中，因“少言人道”而不把人当人的人，如果没有“请君入瓮”的经历，有多少人能作这样的自责呢？

二 0 0 九年到来了。上距1949年已经六十年。毛泽东过世也已经四十二三年。毛泽东“一班人”都已消隐。但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有人脑袋里。前者与后者互相依存，双向运动，就如鸡生蛋，蛋生鸡，分不清孰先孰后。毛泽东身后，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来，“不把人当人”的体制和机制早就该逐渐改掉，却受到深受其“不把人当人”思想影响的人的阻挡，举步维艰。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体会，有时舒畅一点，那是“不把人当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个方面改掉了一点，这是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进步。但不少时候我们发现，“又来了”，那就是体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当人”依然对现实发生着强大的作用。本文开头说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标志性事件，无不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从哪里继承和提炼出“不把人当人”的政治理念，是传记、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学者们未完成的课题，对我们普通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中的这一部分，体现着他的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如果不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和再评价，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大小利益集团联手，对亿万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侵犯行为，就将无时终止。

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对毛泽东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认识和评价，或许也不是我们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们对毛泽东“不把人当人”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现实中的表现，不可能视而不见，乃有切肤之痛，尽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让这些事实来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现象的理解，回答继续美化、神化毛泽东的谰言，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至今上下左右无时无地无之的“不把人当人”的现象，都是植根于毛泽东时代，都是毛泽东“精神不死”、影响犹存的证明，也是执政者没有同毛泽东的历史错误真正划清界限的结果。指出这一点，有利于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于清醒地面对历史的挑战。

让我们告别“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告别所有“不把人当人”的软件和硬件，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享有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能够像“人”一样生活！




年大六

二0 0 八年十二月，北京

常识，在人类的所有的识见中，至为珍贵。

“知识”，狭义的说，就是人们的认识、经验或二者的总和。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弱智，人人皆可获致所谓“知识”。“学识”，就是学术上的知识，也即学术上的修养。它的一个同义词就是学养。“才识”，指的是人的才能和见识，也应包括才情在内。“器识”，与一个人的气魄、度量、见识、器度、资质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器识就是一种大智慧。“胆识”，是胆量与识见的综合。一个没有胆量的读书人，是有愧于读书人的。胆识是不惮于孤独而后可有的品质。富有胆识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恒久的骄傲。胆识，是在大多数人不敢说的怯懦时刻说出真相；“常识”，则是在大多数人不明白的困惑时刻，说出真相。

人类在许多时刻，囿于种种偏见，已经将认识对象意识形态化了。欺骗性质的言说，教科书给定的认知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来如此”，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真伪的潜在依据，而且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常识”，并说出“常识”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告诉世人：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

潘恩的《常识》之所以成为影响美国人的优秀读本，就是因为他所言说的常识令人蓦然惊醒：啊，原来是这样的啊。

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

18世纪后叶的北美，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完成了一次“现实主义革命”（而不是“乌托邦革命”或者“理想主义革命”）。这次革命与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在性质上有相近处。美国革命是一次争取公正与自由的革命（不自由毋宁死），“在美国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刘军宁《保守主义》98页）但是当时的保守派（而不是保守主义），却在强调“民主与和平”的命题下，反对这场革命。当着“要和平还是要自由”这两个政治价值摆在北美人民面前的时候，历史也便面临了选择。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适时出现。

《常识》以一种类似先知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比所谓的“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适用“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管理；对于社会，同时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的人也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有价值得多；说英国是北美的母国，但它的所作所为却格外丢脸——豺狼尚不食其子，野蛮人也不同亲属作战；北美面临着武力主宰的争执——但这是英王自选的，我们不过是在接受挑战；问题从争论转到使用武力，一个政治的新纪元随之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已经诞生了；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完成脱离英国而独立这一点来看，真是太渺小了；“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常识》这类朴素而又真实的言说，成为一种巨大的启蒙力量，在人们心中引起了“一种极大的变化”（华盛顿语），深刻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斗志。《常识》，在当时不足200万人的北美，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人手一册；华盛顿率领的士兵口袋中，也差不多都有一本——尽管已被翻看的模糊不清。因为《常识》的出版，整个北美人民都知道应该怎样行动了。说一部《常识》推动了美国的建国进程，或不为过。就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称，以及《独立宣言》的若干内容，也是出自潘恩之手。独立战争期间，在整个英国，以及北美，《常识》是仅次于《圣经》的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事实上，它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

潘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革命”的斗士。有意味的是，他将这种斗士精神转化为“世界公民”姿态，开始在欧州传播他的革命理念。他直接参与了后来的法国革命，并参与起草了《人权宣言》。

但是法国革命是一场破坏传统与社会结构的“乌托邦革命”。雅各宾派素来是以不宽容著称的，他们的口号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去死。”这样的革命在英国的老辉格党人柏克那里遭遇了抨击。柏克撰文《法国革命感言录》，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分析。所以当潘恩离开法国到英国，在与柏克的会面中，很快就被柏克的言论所激怒，他认为柏克在诋毁法国大革命。于是撰写了《人权论》来回应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他认为美法革命血缘一体，其先进性处处胜过英国的“光荣革命”。如前所述，美法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治事件，事实上，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才是血缘一体的。

潘恩的激进主义色彩在这个时刻开始显露。他开始周游世界。随后不久，他的命运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在英国，他被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连夜流亡法国。在法国，他与“外省人”居多的雅各宾派发生矛盾，他虽然赞扬法国革命，但却因为反对处死国王，被投入监狱。在美国，连华盛顿也开始反对他。当他回到美国以后，受到了更多人的诅咒，没有人肯于接纳他。最后，他在所有人的敌意中孤独而悲愤地死去。事实是：英国、法国、美国同时抛弃了他。

潘恩的命运常常遭遇学人的迷惑，但是如果了解英国人（以及欧美）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了解“消极自由”传统的根深蒂固，便不难理解，在强大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面前，激进的思想与行动或者可能迎来一时的辉煌，但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潮或主流政治运动。潘恩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是一种“积极自由”理念，带有明显的激进主义色彩。潘恩若生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缺乏保守主义传统的东亚、中东、拉丁美洲，他可能就是被人崇拜供奉的 “伟大的革命家”，或“民族英雄”什么的，但在欧美，他将不可避免地遭致冷遇。就这个意义说，柏克是比潘恩更具有先知气质，对欧美（以及世界）文化纵深影响更巨的“理念人”（刘易斯．科塞语，也即“知识分子”）。

在中国当下，阅读潘恩是必要的，但是决不应该忘记柏克。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潘恩或者比较容易为国人所理解，但是理解柏克，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我想说的是，潘恩的语境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说出常识，直面真相，不被“从来如此” （鲁迅最有力的言说就是：“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负面文化所桎梏，把怀疑主义精神引进读书人的视野。

“从来如此”的，不一定对。清人梁绍壬在他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揭橥一个事实：在整个儒学经典《十三经》中，没有一个“真”字。对“真”，“真相”的追索，于我们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传统。

认识常识，就是在怀疑的摸索中，寻找真相。

在人类的文化图腾中，摸索真相，不仅需要勇气，智慧，而且需要一点儿精神——一点儿像潘恩那样追求真理或说出真相的精神。这东西，在东方，在许多时刻，犹如柏克所坚持的保守主义一样，甚至也是一种奢侈。

在当代中国，不管是把日本树立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大肆宣扬某些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小小的风波都能掀起一波爱国的狂潮。爱国主义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
　　　　这让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可以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就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难怪我越看越眼花。
　　　　偶尔翻看宋史，才发现，在风波亭冤狱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时才平反，以后，随着官方对岳飞将军的评价越来越高，岳飞也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的图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远如岳飞，近如袁崇焕，袁崇焕在被凌迟处死时，北京百姓争食其肉，以泄对‘汉奸‘的义愤，对袁的攻击直到乾隆皇帝为袁平反方休。读史到此处，不禁使人怒火中烧。
　　　　官方钦定的才是爱国人士，只要权力在手，秦桧可以为岳飞写历史鉴定。以权力判决真理，以钦定强奸历史。原来如此！以此为钥匙，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可以理解大半。
　　　　在山河飘摇的近代中国，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被现实无限放大。于是，启蒙运动被爱国运动拦腰截断，在其中，国家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操纵民意，转嫁国内矛盾的利器。国家上下其手，袁崇焕可以私通满清，秦宰相可以是抗金栋梁。在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情况下，民意从来是被操纵的对象，民意不是被强奸，明明是顺奸。
　　 　中国从来缺少自由，人权的传统，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歪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明显营养不良。没有自由,人权,博爱的爱国主义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对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爱国主义是一剂麻醉剂,更是一包毒药.爱国主义的本意是爱,在中国它却成了恨.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更是中国的耻辱.伪爱国主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启蒙思想者苍白的面孔。
　　　　让我们回到正路上来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变成'匹夫忧乐,国家有责'.让国家成为责任承担者,让公民成为权利拥有者.国家的存在是以公民的合意为前提的.只有国家成为守夜人,并且仅仅是称职的守夜人时,它才有存在的可能,它的存在才能得到公民的许可和授权.这样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这也是唯一合法的国家.
　　　　国家本来就是为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存在的.我们要爱国,首先国家要合法,其次,国家要是称职与可爱的.如果这两点不存在,我们爱它只是纵容它,是在害它,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如果只是接受被控制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而只是吃了兴奋剂的斗鸡.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受周围人的行动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 只叫盲从、冲动与空虚.如果,我们因为可以毫无风险地出风头,捞好处,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只叫怯懦.虚荣与投机.伪爱国主义不但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中国。
　　　　爱国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学习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现,学习是超越的先导.
　　 　爱国不是夸耀祖宗创造了什么,而是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爱国不是在网上叫嚣武力解放台湾,而是努力了解台湾为什么和大陆离心离德,看一看台湾的政治更加进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爱国是勇敢捍卫自身自由与权利,这样,国家会明白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它会变的称职与可爱,爱国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国家.爱国是说真话,办实事.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批评它,改进它,重建它.爱国是国家侵犯我的权益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这样做,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变得合法、文明、可爱.这才是最大的爱国.

一、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们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例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也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看看我们周围，就可以发现许多马太效应的例子。朋友多的人会借助频繁的交往得到更多的朋友；缺少朋友的人会一直孤独下去。金钱方面更是如此，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一个比别人投资多10倍的人，收益也多10倍。

　　这是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善用马太效应，赢家就是你。

　　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应则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的时候，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的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二、手表定理

　　手表定理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两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其中较信赖的一只，尽力校准它，并以此作为你的标准，听从它的指引行事。记住尼采的话：“兄弟，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只需有一种道德而不要贪多，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

　　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无论成败都可以心安理得。然而，困扰很多人的是：他们被“两只表”弄得无所，心身交瘁，不知自己该信仰哪一个，还有人在环境、他人的压力下，违心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道路，为此而郁郁终生，即使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也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

　　手表定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来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这个人无所适从。手表定理所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挑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你的行为将陷于混乱。

　　三、不值得定律

　　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个定律似乎再简单不过了，但它的重要性却时时被人们疏忘。不值得定律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使成功，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
　　哪些事值得做呢？一般而言，这取决于三个因素。
　　1、价值观。关于价值观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
　　2、个性和气质。一个人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如一个好交往的人成了档案员，或一个害羞者不得不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3、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例如，在一家大公司，如果你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你很可能认为是不值得的，可是，一旦你被提升为领班或部门经理，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总结一下，值得做的工作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适合我们的个性与气质，并能让我们看到期望。如果你的工作不具备这三个因素，你就要考虑换一个更合适的工作，并努力做好它。

　　因此，对个人来说，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及价值观中挑选一种，然后为之而奋斗。“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奋斗毅力，也才可以心安理得。而对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说，则要很好地分析员工的性格特性，合理分配工作，如让成就欲较强的职工单独或牵头来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并在其完成时给予定时的肯定和赞扬；让依附欲较强的职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中共同工作；让权力欲较强的职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主管。同时要加强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激发职工的热情。

　　四、彼得原理

　　彼得原理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在对组织中人员晋升的相关现象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向上爬”原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而无所作为。

　　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组织中的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了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这就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个人在某一个岗位级别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选聘机制，客观评价每一位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将职工安排到其可以胜任的岗位。不要把岗位晋升当成对职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应建立更有效的奖励机制，更多地以加薪、休假等方式作为奖励手段。有时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职工的奖励，反而使职工无法很好发挥才能，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对个人而言，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不停地升职，但不要将往上爬作为自己的惟一动力。与其在一个无法完全胜任的岗位勉力支撑、无所适从，还不如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五、零和游戏原理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六、华盛顿合作规律。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人与人的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就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的动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管理制度和行业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妨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到最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21世纪将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真诚合作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学习合作。

　　邦尼人力定律：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六十个人一秒种却挖不了一个洞。

　　合作是一个问题，如何合作也是一个问题。

　　七、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如果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中，你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几乎在任何组织里，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他们到处搬弄是非，传播流言、破坏组织内部的和谐。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它苹果也弄烂，“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人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它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你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八、水桶定律

　　水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完全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水平。

　　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质部分往往又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

　　“水桶定律”与“酒与污水定律”不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中的破坏力量，而“最短的木板”却是组织中有用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比其它部分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成烂苹果扔掉。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无法消除。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严重到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就不得不有所动作。

　　如果你在一个组织中，你应该：
　　1、确保你不是最薄弱的部分；
　　2、避免或减少这一薄弱环节对你成功的影响；
　　3、如果不幸，你正处在这一环节中，你还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改进，或者转职去谋另一份工作。

　　九、蘑菇管理

　　蘑菇管理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蘑菇”的经历，但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当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上几天“蘑菇”，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更加接近现实，看问题也更加实际，而对一个组织而言，一般地新进的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从起薪到工作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所以，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中的这一段，从中尽可能吸取经验，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十、奥卡姆剃刀定律

　　如果你认为只有焦头烂额、忙忙碌碌地工作才可能取得成功，那么，你错了。

　　事情总是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复杂会造成浪费，而效能则来自于单纯。在你做过的事情中可能绝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的，真正有效的活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它们通常隐含于繁杂的事物中。找到关键的部分，去掉多余的活动，成功并不那么复杂。

　　奥卡姆剃刀：如无发要，勿增实体。

　　12世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对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主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常说的“奥卡姆剃刀”。这把剃刀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威廉本人也受到伤害。然而，这并未损害这把刀的锋利，相反，经过数百年越来越快，并早已超越了原来狭窄的领域而具有广泛的、丰富的、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企业管理中可进一步深化为简单与复杂定律：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这个定律要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把握事情的主要实质，把握主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自然，不要把事情人为地复杂化，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十一、二八法则

　　你所完成的工作里80％的成果，来自于你20％的付出；而80％的付出，只换来20％的成果

　　十二、钱的问题

　　当某人告诉你：“不是钱，而是原则问题”时，十有八九就是钱的问题。

　　照一般的说法，金钱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媒介，财富的贮藏。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它令人陶醉、令人疯狂、令人激动的一面，也撇开了爱钱的心理不谈。马克思说，金钱是“人情的离心力”，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关于金钱的本质、作用和功过，从古到今，人们已经留下了无数精辟深刻的格言和妙语。我们常会看到，人们为钱而兴奋，努力赚钱，用财富的画面挑逗自己。金钱对世界的秩序以及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这种影响有时是潜在的，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作用如此巨大，然而奇妙的是：它完全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致富的驱动力并不是起源于生物学上的需要，动物生活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同的现象。它不能顺应基本的目标，不能满足根本的需求 -的确，“致富”的定义就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这个看起来漫无目标的驱动力却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人类为金钱而互相伤害，远超过其他原因。

――《中国公民读本》编委成员访谈
　　1、《中国公民读本》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全面介绍公民基本知识的图书，您作为本书的编委，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出版的具体过程。
　　准确地说，《中国公民读本》是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全面介绍公民常识的图书。几年前网上流传着李柏光著的《中国公民常识》一书，跟本书颇有类似之处，遗憾的是该书没有正式出版。本书的出版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一开始它其实是出版社主动约稿的。2001年，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公民道德方面的著作成了国内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某出版社也打算赶一下潮流，而且要别出心裁，即超越公民道德的层面，全面论述公民的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于是将《中国公民读本》的出版列入了该社的近期出版计划之中（而且据说是重点规划），然后才去找作者。由于丛日云教授在国内政治学界以思想开放著称，加上他对公民教育也比较关注，曾经写过一些论述公民教育的文章，比如《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所以大约在2002年底，负责该书的编辑找到了丛日云教授，请他编著该书，要求半年内完稿。丛教授考虑到这毕竟是一件值得努力的好事，所以虽然感觉时间比较紧，还是答应了下来。2003年初，丛教授组织人手开始写作，到6月份按期写出了初稿。但初稿交出去以后，却很久没有下文，最后的结果是出版社取消了该书的出版计划，为此而不惜赔偿违约金。推想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出版社收到初稿后发现其基本思路与理念远远超出了出版社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所以主动取消了出版计划。二是出版社虽然愿意出版，但书稿送审后迫于有关部门的压力而被迫取消出版，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有些作者对此书的出版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但丛教授一直没有放弃努力。2005年下半年，丛教授与另外一家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到此书，此书的出版重新被提上日程。2006年初，《中国公民读本》终于由天津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然而，由于有前车之鉴，所以该社并未对此书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而是非常低调，使得这本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书未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中国公民读本》主要给读者哪方面的知识？
　　《中国公民读本》是一本普及性的图书，主要介绍现代公民常识尤其是政治常识，基本思路是围绕现代公民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关系，阐述一种正确的权利与义务观念。该书共分九章，章名分别是“我是公民”、“我是中国公民”、“我与国家”、“我与法律”、“我与政府”、“我与公民社会”、“我与社区”、“我与公民同伴”、“我是世界公民”等。在这本小书中，我们尝试通俗地阐释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政治观念，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离我们理想的公民读本差距还很远。但尽管如此，我们自己对它是非常看重的，正如丛日云教授在后记中所说，“我自己将这本书的价值看得高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本书。”
　　
　　3、请介绍一下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公民教育的发展历史？
　　 据李慎之先生回忆，30年代一些学校还开设过公民课，主要讲解政府的权力、责任，公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对中国的民主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以党派立场为轴心的意识形态灌输成为主题，公民教育就消失了。1957年，曾有人提出在学校开设公民课，也有人提出学习苏联开宪法课，但响应者廖廖，有的还被打成了右派。从此，公民课和公民教育在中国几乎就没有人知道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而没有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在各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最明显的体现是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各类公共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及其相关的活动，而师范院校的政教专业主要目标则是为这类课程培养师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当前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这是革命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接受和强化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忠诚的革命者。这种教育传统在建国后又延续了下来。直到近十多年来，公民教育才重新为人们所关注，但仍远未成为政治教育的主流。与《中国公民读本》的出版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新公民读本》，这套八册系列的丛书，以其内容全面体现了公民教育的框架，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该书目前已经在部分中小学校试用。虽然该套丛书的内容还存在一些缺陷，但相比于以前的中小学思想品德课本来说还是值得赞许的，不过该书目前的影响范围仍然有限。
　　
　　4、中国目前公民社会建设的总体情况如何？
　　近10多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确实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以至于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比如今年1月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已进入公民社会》。本人认为，如果把公民社会也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从硬件方面来看，中国可能已经达到公民社会的标准了，然而从软件方面来看的话，中国离公民社会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所谓公民社会的硬件标准，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中产阶级的规模、电话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程度等等，而所谓软件标准则主要是指公民素质尤其是公民精神。如果只是在收入上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而在精神上仍然停留在臣民意识上，这样的人是很难称之为公民的。学术界曾经争论过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区别，因为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有些学者否认二者的区别，如果这二者确实有区别的话，我想主要就在于是否具有公民意识的区别，或者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表示，是否具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是一个超越于传统的“公域”和“私域”二分法的概念，在公民社会的语境下，需要一个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第三领域，即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国目前的公共空间比以前有所扩大，但是相比于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来说还是显得非常不足的，需要大力扩展。公共空间不足的原因，除了当局的大力打压之外，公民意识的欠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力加强公民教育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5、今日中国教育与公民社会建设存在哪些不相称的方面？
　　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在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都硬性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大量教学时间。但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各国当中少有的没有真正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在民主国家，所谓政治教育就是公民教育。在西方，普遍具有悠久的政治教育传统，其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联邦德国，再次是法国、英国等。但是在中国，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所开设的政治教育类课程，不仅不能适应建设民主政治和培育公民文化的需求，其中大量内容还与其相矛盾。首先从目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换句话说就是培养某一意识形态的奴隶，而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其次从内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党的意识形态、方针政策为主，而公民教育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价值观和人格、公民的政治与法律常识为主要内容。再次从教育的方式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以自上而下的灌输为主，而公民教育则强调互动、平等与个性。近年来，中学政治课的改革使得它对中学生的毒害已经有所减轻了，但是承担政治教育任务的不仅是政治课，语文、历史等科目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两门科目的说教更隐秘，所以其毒害更大。尤其是历史课（其中又以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为甚），已经成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工具，毒害了无数大中学生。近年来青年一代在一些事件中的表现，让很多人大失所望，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启蒙已经失败”。我虽然没有这么悲观，但是也不得不认识到党化教育仍然很有效，启蒙仍然任重而道远。当前青年一代的主要问题是民族主义上升，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近代史的认识受到了中共的误导，还有一个值得忧虑的地方是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前的那几十年历史缺乏反思，这同样是由于中共不愿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总之，历史教育已成为影响人们政治观念的重要渠道，未来的公民教育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内容，着力清除中共的错误教育所造成的毒害。
　　
　　6、中国今日急需从哪些方面加强公民教育？
　　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的公民文化与之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就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正确的民主和法治观念。在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公民教育的具体任务和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在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国家，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在向民主过渡的初期，往往在制度上建立了民主，使公民获得了参政权，但公民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时候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公民认同民主价值，掌握参政的能力和技术，从而为巩固和改善民主制度服务。对于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公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使公民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变，包括树立民主理想和价值观，养成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学会行使民主权利，从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起步和顺利完成。中国目前应该还处于第三阶段，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树立民主理想和价值观，养成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重点应该是培育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把人们从臣民意识和革命幻想中解放出来。
　　
　　7、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将公民意识教育提上日程，估计今后中国在公民教育方面会有哪些发展？
　　首先我想说的是，对中共的报告不必太认真，因为中共从来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而且中共的报告总是充满语言陷阱，可以做多种解释的，他们可以随时翻脸不认账，无论怎么做无碍于其“永远正确”。比如上面这一句话，由于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的定语，这就使得这些语词都可能远离了其本来的意义，而前面的“公民意识教育”实质上就可能只是“奴隶意识教育”的同义语了。尽管如此，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改进我们都应该表示欢迎，所以我愿意对中国未来的公民教育进行谨慎的乐观预言。公民教育的主要阵地还是学校，而对学校教育影响最大的又是教材。应该说近年来中学教材的改革在总体上是进步的，如果未来中小学教材进一步朝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的方向修改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新的一代也许会在公民意识上有较大的提高。另外，虽然指望全国范围内的大幅度教材修订不太现实，但由于现在允许各地区自选教材，所以不排除出现个别优秀教材从局部地区试用向全国拓展的可能。比如前面说过的《新公民读本》，如果该书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使用的话，应该会对中国的公民教育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除了教材改革之外，考试改革也是对学校影响非常巨大的一个环节。近年来，政治课的考试成绩在中学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有些地区和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科目的考试，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对于腐朽落后的事物来说，淡化它就是一种进步。未来中学教育中政治科目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下降，甚至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政治科都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在中学理科升学考试已经取消政治科目多年的情况下，研究生考试中仍无论文理都要考政治，这实在是毫无道理的。能否取消研究生入学的政治科考试，将成为判断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风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8、公民教育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如何？
　　社会转型的目标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经济上的市场化，社会的公平化和文化上的自由和文明化，所有这些都跟公民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公民教育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无法真正实现。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公民的政治态度和参政能力是公民素质的主要内容，它们不能完全依靠自然获得，而是需要培养和教育。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民主制度将权力交给公民，而公民又需要教育和训练。阿尔蒙德曾将起源于西方文化的民主称为“一整套如此脆弱、如此复杂和如此微妙的安排和态度”，认为这是没有民主传统的非西方国家人民不易掌握的。诚然，我们不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接受不了民主，没有民主传统并不是拒绝民主的充分理由，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充分有效的公民教育和由这种教育培养的优秀公民，就不会有顺利的民主化，也不会有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公民的民主教育尤为重要。公民意识与市场经济也是相互耦合的。市场条件下所要求的经济人角色的另一面，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也就是公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要求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鼓励积极进取的精神并要求遵守游戏规则；都提倡理性的行为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以及要求掌握讨价还价的技巧。当然，全面的公民教育也需要在社会转型尤其是政治转型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总之，为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公民教育。虽然目前开展公民教育的条件尚比较欠缺，但并非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中国公民读本》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尝试，希望后来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好的作品，并将之投入教育实践。
　　2008年5月
　　注：由丛日云先生主编的《中国公民读本》 于2006年4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读者可以在书店或者网络书店购买。

汉人被强迫了两千年，大家似乎骨子里就有君权的影子！上古淳朴有序而彪悍勇敢之风俗为什么不再？这是一个让千古华夏文人郁闷的事情。当汉高祖夺下书生的高帽子，往里面尿尿的时候；当皇帝动辄把达官显贵，或者小民们满门抄斩的时候；当那聪明的也是应该批判的韩非创造了“法 ”，他的下场是可悲地，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注定了可悲的一面。

读托马斯潘恩，还有洛克的《政府论》， 能让人了解古典与现在的秘密。

美国的伟大，因为他们拥有群星闪烁的勇敢的一群人，在那个民众也唯唯诺诺、举步维艰也诚惶诚恐的年代，有一群举起“善良”大旗帜的人，并不以善良为惩罚手段愚昧民众的人，—————是他们的诚实与自由，民主的价值带来一个伟大的国度！

美国是幸运的。

“常识”，这个名词，是最简单，又是最不简单的。说浅了，它是人人皆知的道理；说深了，它是凌驾于所有“知识”、“学识”等等之上的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共同的价值观。人类的文明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观层面。放眼世上大多数的改革，改的是什么？大都停留在第一、第二层面，而没有或者说很难达到第三层面。因为价值观是千万年来祖祖辈辈相传而形成的，要改变它岂非一日之功。而直抵这一层面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所需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智慧。勇气的聚集并非难事，而先知的诞生才是必然中的偶然，才是民族之大幸。


看过《常识》，再回头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大众缺乏的，正是各种各样的常识。价值观层面的暂且不论，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更决定了所谓“君权”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制度层面的尚且没能普及，物质层面的也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路，任重而道远。

摘录：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生缺陷。
　　*第一个动力（指王权）终会不受约束的为所欲为，而它要是在速度上感到不足，它还可以在时间上得到补充。
　　*英国国王不像土耳其国王那般残暴，不过完全是因为人民的素质，而不是由于政府所选择的体制。
　　*压迫常常是财富的后果，而很少是或根本不是致富的手段。
　　*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同样，被人当作权力争夺来的世袭制，则是对我们子孙的侮辱和欺骗。
　　*许多人因恐惧而服从，另一些人因迷信也服从，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则帮附国王对其余的人进行掠夺欺诈。
　　*在英国，一个国王所能做的事情，总结起来不外乎是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坦率地讲，这使国家陷于贫穷和陷入四分五裂。
　　*我可以同样武断地说，假如没有欧洲列强注意她的话，北美照样能够繁荣，或许还更兴旺。北美赖以致富的贸易，属于生活必需的，只要欧洲人还有饮食的食惯，它总不会没有市场。
　　*欧洲，而不是英国，某种程度可称为北美的亲国。
　　*为了正确的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照顾我们的子孙，把我们的职责地位在人生中向前推进几年，站在那样高的位置，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种被目前的一些恐惧和偏见所掩蔽的形式。
　　*目前这个冬季如果利用得当，可以抵得上一个时代，但如果蹉跎和观望，整个大陆将遭不幸。
　　*如果不前进，我们就会后退，或者永远发生争执，或者永远可笑的提出请求。
　　
　　*总之一句话，一个嫉妒我们繁荣昌盛的政权是否适宜于来统治我们呢？
　　*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旧世界遍地生长着压迫。自由到处受打击，亚洲和非洲早就已经把它逐出，欧洲把它当作异己分子，而英国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啊！只有北美大陆，只剩这最后的一片土地，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青年时代是良好习惯的播种季节，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是。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立法而无法律，有智慧而无方案，有政体而无名称，而最让人担忧的，是拼命想要处于从属地位的完全独立自主。
　　*那些不能自卫的小岛，是一些王国把它们置于保护之下的适当对象；但是，如果认为一个大陆可以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那不免有些荒谬。在自然界，从来没有使卫星大于它的主星的先例；既然英国和北美在彼此的关系上违反自然的一般规律，那么显然他们是属于不同的体系。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自己。
　　*有人说，那么北美的国王在哪儿呢？朋友，我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不像大不列颠皇家畜生那样残害人类。还是让我们庄严地规定一天来宣布宪章，希望我们哪怕在世俗的德行方面也不要有缺点；让我们发表的宪章以神法和圣经为依据；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知道，就赞成君主制而言，在北美法律就是国王。因为，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它的作用。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流弊，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时，取消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
　　
　　链接：
　　*托马斯．潘恩（1737－1809）生于英格兰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教友派信徒，母亲是英国教教徒。他十三岁轻学跟父亲干活，学做妇女紧身褡。他试干过各种职业，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在伦敦遇到班哲明．富兰克林之后，他于1774年末移民到北美殖民地，并找到《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工作。那时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潘恩很快就卷进冲突。1775年4月l 9日的列克星敦和康柯德的战斗之后，潘恩得出结论，这次起义的目的不仅要反对不公正的税制，而且要支持全面独立。1776年1月10日，他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书中对他的论点作了详细解释。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二百五十万的殖民地里，可能总共售出了五十万册。潘恩的《常识》比任何一个出版物都更能说服当时的公众舆论支持北美从不列颠独立出来。
　　
　　*改变美国的20本书
　　1、《常识》（潘恩）
　　Common Sense, Thomas Paine，1776
　　2、《为女权辩护》（伍斯托克拉夫）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Mary Wollstonecraft，1792
　　3、《摩门经》
　　The Book of Mormon，1830
　　4、《美国黒奴道格拉斯生平自述》（道格拉斯）
　　The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Frederick Douglass），1845
　　5、《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The Communist Manifesto，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1848
　　6、《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
　　Uncle Tom’s Cabin，Harriet Beecher Stowe，1852
　　7、《草叶集》（惠特曼）
　　Leaves of Grass，Walt Whitman，1855
　　8、《梦的解析》（弗洛伊德）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Sigmund Freud，1900
　　9、《同族人》（迪克逊）
　　The Clansman，Thomas Dixon Jr.，1905
　　10、《屠场》（辛克莱）
　　The Jungle，Upton Sinclair，1906
　　1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John Maynard Keynes），1936
　　12、《愤怒的葡萄》（斯坦贝克）
　　The Grapes of Wrath，John Steinbeck，1939
　　13、《隐形人》（艾利森）
　　Invisible Man，Ralph Ellison，1952
　　14、《嚎叫》（金斯堡）
　　Howl，Allen Ginsberg，1956
　　15、《地球的震栗》（兰德）
　　Atlas Shrugged，Ayn Rand，1957
　　16、《寂静的春天》（卡森）
　　Silent Spring，Rachel Carson，1962
　　17、《女性的奥秘》（弗里丹）
　　The Feminine Mystique，Betty Friedan，1963
　　18、《马尔科姆·X自传》（马尔科姆和黒利）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Malcolm X and Alex Haley，1965
　　19、《论死亡与濒临死亡》（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On Death and Dying，Elisabeth Kubler-Ross，1969
　　20、《都是总统的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
　　All the President’s Men，Bob Woodward and Carl Bernstein，1974

普及法治常识

王利平

常识相对于迷信而言，常识的力量在于瓦解迷信。自古以来，大凡专权者，都要制造政治迷信，先是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号，后又拿人民利益说事。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吹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号角，铸就宪政美国。改革30年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在破除一个又一个政治迷信中点滴累进，从破除阶级斗争迷信，到破除计划经济迷信，再到破除人治迷信。纵观人类历史，社会是在不断地普及常识破除迷信中赢得进步。

时下正在进行法治建设，法治的进步当以破除法治领域内的各种迷信为先。法治不可逆转，人治死路一条已成为国人共识，现在已没有人敢公然提出实行人治，正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没有人敢公然称帝一样（即使有也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但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人们对权力的迷信，结果大大小小的人物一旦掌权总想垄断权力。法治虽已登上中国政治的舞台，但总有人对人治仍然迷信至深，总想借法治之名贩卖人治私货，总想把法治当作人治的化妆品，总想把法治当作人治的配角。法治源于西方，意指法律的统治，即无论帝王将相，还是王公贵族，抑或平民百姓，都在法律之下，但在我国，首先是党的事业至上，其次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若问：为何要“三个至上”？答曰：“此乃国情和特色也”。“三个至上”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直接干预司法赢得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其一经确立，司法独立便无从谈起，政治迷信得以制造，法治禁区便已划定。

因此，在法治不可逆转的当下，已毋须再讨论要不要走法治之路的问题，而是要大力解放思想，大力普及法治常识，大力破除政治迷信，尔后才能识别真假法治，才能进行法治建设。期盼法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早日成为主角。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官员必须向纳税人公开其财产状况，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靠纳税人供养的官员必须向纳税人公开其财产状况，这是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任何一位官员，只要其手握国家公权力，就存在权钱交易的可能，阳关是最好的防腐剂，唯有将官员（包括其配偶、子女及父母等近亲属）的财产公之于众，官员才会有所畏惧，腐败才会得到抑制。

中国正在走向民主法治，正面临严重的腐败问题，因此，在当下中国，官员不向纳税人公开其财产状况已毫无道理可言。现在的问题是：为何让中国的官员们公布其财产状况如此之难？我认为，究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的成果正在被不受约束的官员们吞噬，造就了中国的特权集团，出现了制度性腐败。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改革30年的高速发展，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

其二、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加剧。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另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综上，当手握改革大权的官员们已失去继续改革的动力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自己成为改革对象的时候，他们就会极力抗拒改革，包括拒绝向纳税人公开其财产状况。这里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有几人经得起财产公开呢？据新华社电，面对国内严重腐败现状，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15日说，打算带头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带动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自己和亲属等人的资产，杜绝腐败。中国同样面临严峻的腐败问题，官员财产公开刻不容缓，期望中央高层能率先垂范，铁腕推进，省部级以上官员能随后跟进，期待官员财产公开尽快在中国全面推动。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关于在大中小学启动人权教育的公民建议

王利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鉴于：

1、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4月13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2、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

3、人权行动计划要由纸上蓝图变为实际举措，一靠国家推动，二靠公民行动。

4、只有在一个人权观念普及的国家，公民行动才能得以普遍地开展。

5、人权观念的养成离不开人权教育，尤其是青少年人权观念的养成。

6、长期以来，中国的大中小学没有启动人权教育，由此导致公民人权常识极度匮乏。

7、中国皇权思想严重，历史上曾出现过臣民、流民、刁民及暴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民众不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要么成为国家权力支配的对象，逆来顺受；要么不堪忍受揭竿而起。这导致国家权力更替在暴力之下进行，产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局面。因此，人权教育事涉现代公民的培养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8、教育部作为全国教育的主管机构，对推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责无旁贷，尤其在人权教育方面更是如此。

为此：

1、教育部应尽快组织有关人权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制定大中小学人权教育的规划；

2、教育部应尽快组织有关人权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编写大中小学人权教育的教材；

3、教育部应尽快组织有关人权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培训人权教育方面的师资。

4、教育部应尽快开展人权教育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用世界眼光观察中国人权教育问题，并大力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有益的经验。

谨请：教育部考虑上述建议，马上行动起来，在大中小学里启动人权教育。

期盼：2009年9月新学期到来时，人权能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里，并成为每一位学生的常识。

（建议人：王利平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博客中国 作者：王利平
中国需要一场公民常识启蒙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王利平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1915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科学和民主的圣火，将国人从专制的堡垒中解放出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和制度变革（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依次失败后发起的一场观念变革。在这场观念变革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理想较之公民常识便具有了更诱惑人心的力量。当国人因沉醉于革命理想而对公民常识一屑不顾后，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国家却很快陷入诸如“大跃进”、“十年文革”等灾难，国人也因此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因此，纪念五·四，不能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政治教育，而应接过前人已点燃的科学和民主的圣火，重续被救亡压倒的启蒙，回归公民常识，走向民主宪政。

一、回归公民常识

公民常识即国民对民主宪政的基本认识。放眼全球，人类社会自进入二十世纪后，民主宪政大潮滚滚而来，澎湃地奔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面临顺应还是抗拒世界大潮的历史抉择，中国也不能例外。如今，正处在民主宪政大潮前的我们，既不要为所谓的优越性而墨守成规，也不要为所谓的国情轻言差异，而应回归公民常识，融入到世界大潮中去。当下，回归公民常识就是弘扬宪法精神，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就宪法精神而言，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但是保障公民权利要先从限制（规范）国家权力入手，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为国家权力运行勘定边界（范围）。基于公民权利侵犯主要来自国家权力滥用这一事实，宪法在内容上规范国家权力比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言：“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约束住掌权者不做坏事。”制宪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授权以管理社会，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告诉国家行使权力的目的和时刻不要忘了它对公民的责任。孙志刚事件和孙大午案件以血和泪的代价向我们揭示了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怕后果，它可使公民的生命在顷刻间被剥夺，可使公民的财富在瞬间化为虚有。因此，宪法它不能只是一个政党的执政宣言，更主要的应该是以制约国家权力（包括执政党）为手段保障公民权利，这也是宪法精神所在。为此，国家制宪和修宪应贯穿这一精神实质进行，而不能把宪法当成任人装扮的小姑娘，用华丽的外衣掩盖宪法的实质。

二、走向民主宪政

1、执政党应强化宪政意识。面对世界民主宪政大潮，中国共产党靠强化执政意识远远不够，更要弘扬宪法精神，强化宪政意识，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执政，实现由传统威权型政党向现代法理型政党转变。考察中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长期以来社会面对危机总是习惯于靠暴力解决，这已成为路径依赖。而宪政要求面对危机用和平妥协而非暴力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宪政为和平解决社会冲突提供制度框架，利益冲突的社会各方在宪政制度的安排下通过妥协走向共赢，而不是成为王败为寇。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的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游戏规则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执政党强化宪政意识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1）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是社会利益各方充分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社会利益各方享有平等参与立宪和修宪的权利，执政党在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社会利益各方特别是少数派、反对派，否则在一权独大之下制定出来的宪法是不会有权威，因为它得不到社会利益各方的普遍认同；（2）执政党应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政治运动、政治高压或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达到所谓的安定团结。

2、大力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立宪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公众就国家存在之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用清楚的法律语言写在纸上。但大众公民常识的缺乏使这种讨论政治的过程显得艰难甚至不可能，宪法也就不可能是社会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中国皇权思想严重，历史上曾出现过臣民、流民、刁民及暴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民众不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要么成为国家权力支配的对象，逆来顺受；要么不堪忍受揭竿而起。这导致国家权力的更替是在暴力之下进行的，产生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局面。因此，当前我们应通过弘扬宪法精神，大力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特别应在大中小学中，将政治教育转为公民教育，促进公民社会的尽快成熟，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奠定社会之基。

3、法律人应成为公民常识教育的先导。法律人信仰民主宪政，并具备特有的行动能力，这些都决定了其在公民常识教育中的先导作用。法律人的先导作用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1）对眼下中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民主宪政理念；（2）通过公民维权行动，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倡导脚踏实地重建公民社会。

已故思想家李慎之晚年在回顾人生历程时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普及公民常识。”普及公民常识就是使国人不再迷信有可以包治百病的主义，对自称掌握终极真理的人持怀疑态度，确信社会进步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的很细微的变迁来的，不是靠暴力革命一蹴而就全面解决。中国亟需一场公民常识启蒙运动，法律人应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1943-1945年 ，《新华日报》在7月4日的社论。
民 主 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的最基本的成因。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美 国 国 庆 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佛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务，同时还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佛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佛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毫无疑问的，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尽人皆知，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在国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坚决打击希特勒和日本军阀，联合苏联、援助中国，要求中国团结民主，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民主原则推行于全世界的；在国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与士兵权利、反对大资本家的垄断的。因些，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受到国内的反动派、孤立派、顽固派及其国际应声虫所攻击。但是也因此，他们却得到了美国从开明资产阶级直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押护，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当然，今天的时代异于华盛顿、林肯的时代，但是恰是这一点，格外加重了美国民主主义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是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政策，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国民党今天的一部分统治人士竟十分厌恶这个口号，如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事业上怠工一样，他们直到美国民主共和国出现的一百六十八年后，还拒绝实行民主制度，并且学着希特勒的腔调，指斥这是已经落伍了的“十八世纪的学说。”他们的民族理论也是希特勒式的，他们否认中国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们的术语，美国不但是英国的一个“宗族”，简直也可以是德国的一个“宗族”。这些都使中国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受到严重的妨害。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独立战争”，遇到远过于美国的困难。美国的独立战争在第八年上胜利了，而今天的中国，虽然得到了美国宝贵的援助，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民主，在抗战第八年的前夜还失去了几乎整个河南和大半个湖南，并且更大的危机还在前面。但是我们决不悲观。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国家之一。“七月四日”，这日子代表着一个什么意义，包含着一种什么内容，美国人是不会忘记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民——一个正在以血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值得体验、值得认识而且学习的。因为不管时代是怎样的不同，不管情形是怎样的相异，人类的任何进步事业和改革运动，尤其是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其共通性的，那就是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迂回曲折的进展，以底于成功。其中发展的规律差不多总是一样的。七月四日，在美国有双重的纪念意义：一是一七七六年的七月四日，是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独立的日子；另一是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费城举行大游行，庆祝接受新政府形式，准备次年春季新政府的成立。从独立宣言的公布到美国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其间经过的时间达十二年之久，这十二年的时间，是美国人民与殖民政府以血肉相搏斗的时间，华盛顿率领了一批“衣衫褴褛而生虫”的乌合之众，屡进屡退，艰苦挣扎，濒于崩溃的有多少次。然而华盛顿终于胜利了，胜利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华盛顿的部队是争取人民解放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华盛顿所进行的战争是一种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争是不可抗拒的。美国的革命军当时虽也得到法国的援助和鼓励，但是主要的胜利仍旧是革命军的，仍旧是美国人民的。美国的革命军不过是些“古怪的农民军”，然而他们胜利了，打退了殖民政府在数量上和武器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军队，理由很简单，只是在他们是一支要求解放要求独立的军队，是代表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不能违背的，人民的要求是一定要达到的。当时的殖民政府不了解这一点，以为这不过是少数人的“叛乱”，是可以用武力扑灭的。当一六七六年柏康领导的第一次反殖民政府的暴动失败以后，总督柏加利向他捉来的俘虏鞠了一躬，讥讽道：“杜鲁门先生，我很欢迎你，在半小时之内，你就要被缢死了。”可是他虽然得意洋洋的缢死了一个俘虏，而曾几何时，美国人民却起来缢杀了整个殖民政府。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违背的，这两点在美国的独立革命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美国人民也应该永远相信这个真理。就因为这个基本的真理，产生出一个独立自由而民主强大的美国，这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社论 1945年7月4日

当今中国震惊世界的25个倒数第一
1、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
2、中国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3、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
4、中国每年的矿难发生次数和死难人数，世界第一
5、中国近10年贪官转移国家财产500亿美元到海外，且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世界第一
6、中国政府每年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折算的金钱损失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02年为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世界第一
7、中国政府每年公务用车费用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
8、中国在其农村尚存在无数失学儿童和破旧危房校舍的情况下，其中央电视台修一座新楼预算就达70亿，堪称世界之最
9、中国国民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
10、中国曾经彻底消除了***业、解救了无数妇女，但目前中国被胁迫的风尘女人数和发生的逼良为娼案件，世界第一
11、中国扫除***业的行动，一般仅仅针对最弱势的妇女施用暴力和法律，堪称世界仅有
12、中国的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但绝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在一个发展水差之强烈堪称世界奇观
13、中国完全不具有城市人身份和福利待遇，但却在帮助建设城市和服务城市的所谓农民工人数，世界第一
14、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其国民提供）
15、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历史、区域性大国，是唯一一个尖端武器净进口国
16、中国那些在现代工厂工作的打工者们，其工资待遇远低于墨西哥甚至远低于其邻国越南等国家，堪称世界最低
17、中国与非洲小国一样，只能靠出口衬衫、裤衩之类产品换取其急需的民航飞机等工业品，堪称世界一景
18、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令人咂舌，连自称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见绌，世界第一
19、中国官方公布的其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1:28（一说1:15），绝对创世界第一　　
20、中国目前处于***状态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另有大片领土/海被印度和JP侵占而没有收复，世界唯一（另有朝韩未实现统一）
21、中国中央各部委监督处理地方政府违法行为的"中央/部委督察小组"工作最勤勉、常年奔波在外，堪称世界公务员典范
22、中国农民进入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必须办理"暂住证"暂住在中国，堪称世界奇观
23、中国有官员和参政议政代表提出"人口城市准入制"限制所谓"低素质国民进城"，创"种族内歧视"之最
25、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JP的3倍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原文如下：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第二部分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与战争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我这次考察湖南农***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15、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16、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7、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8、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9、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20、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战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9、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第五部分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 让我xxxx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第六部分屁股与屁话

1、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5、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6、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7、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2007年4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短期访问研究期间，恰逢杨继绳先生也在那里，对《墓碑》进行修改和定稿。他赠我该书的电子文本，使我得以先睹为快。现在，《墓碑》已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出版，我可以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了。


　　（一）

　　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亲自提倡“三本账”（中央两本账，地方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而当时中国有大区（协作区、中央局）、省、地、县、区、乡六级地方，乡（公社）下面还有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组织，所以自上而下一共有多少本账，就无从得知了。“大跃进”期间的粮食产量和饿死人数，在当时的确是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惊人粮食产量（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喜讯与大批饿死人的噩耗，几乎是同时的，高层领导人一开始不相信、不重视地方上的告急，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权者很快便被了解到的情况所震惊，开始本能地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墓碑》披露：“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2003年9月25日，84岁的周伯萍在他的家中，即靠近东四环的干杨树国务院宿舍7号楼402号，亲口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周伯萍老人对我说：这份材料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毛、周看了这份材料，才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否则饿死的人会更多。”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1997年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波动》中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当时公布的人口数字，1959年为67207万，1960年为66207万，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后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都引用了这些数字。

　　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了中国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在1986年的研究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1997年，李成瑞修正了蒋正华的数据，将非正常死亡人口（超线性死亡人口）确定为2200万。而金辉、曹树基、王维志、丁抒等其他中国学者的估算数是在3200万到4400万之间。由于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始终没有公布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专家的意见又不尽一致，所以一般作者在提及这个数字时，通常表述为“饿死上千万人”或“饿死几千万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没有人对这个说法提出挑战。

　　（二）

　　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派”和“愤青”在互联网络上日益活跃，他们矢口否认在毛泽东时代存在“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只要有人提及这一点，就会受到攻击和辱骂。有人说，大饥荒时期只饿死了几百万人；甚至有人说，“较为可靠的已有重要旁证资料的是20万”。有的“愤青”说，问过老年人，二十人里死一个，为什么不知道？如果他有机会看到《墓碑》一书，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首先是由于极权制度下的信息封锁。杨继绳给出了一个例子。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这个比例令人震惊，但是，除了军区和省委的高级干部知悉这一情况，普通人能够从报纸媒体上得到任何一点负面消息吗？

　　其次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不公正性。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有人说，“饿死几千万人”是以重灾区四川全省每十人中死一人、安徽省每四人中死一人的奇高死亡比例，作为支撑依据。鉴于该两省人口高密集中地区并无饿死人，这种有违经验常识的全省人均死亡比例，有哪个大饥荒年代过来之四川人安徽人能相信？所谓“高密集中地区”就是大中城市，大中城市非正常死亡人数不算太多，并不能掩盖农村中成村成户的饿死人；大中城市的居民不知道大饥荒的真相，不等于大饥荒就没有发生过。

　　（三）

　　一位著名的“毛派”人士曾提出挑战：“黔驴技穷的反毛者们，一是继续重复那些经不起验证的‘人口统计数字’游戏，二是搬出《顾准日记》‘村里死亡相当重，一死就是一家’之类以偏概全的名人言载。但是再三要求自由派反毛人士就按全国饿死一千八百万的分省统计结果，……却就是至今做不到。你们还有什么招？”现在，杨继绳接招了。

　　《墓碑》根据各省官方数据（1986年后陆续出版的《中国人口》各省分册）给出了1958-1962五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加总后的修订数据是：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4000万，中国人口损失约7600万。

　　各地的人口损失情况不尽相同。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根据王维志提供的1960年死亡数据（王维志研究员毕业于莫斯科统计学院，专攻人口统计，他上世纪60年代在公安部三局工作，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

　　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安徽省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

　　河南省10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杨继绳指出，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从他自己掌据的情况来看，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这些，王维志都没有记载。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

　　（四）

　　“毛派”人士狡辩说：“不管是出现在《中国人口科学》上，还是出现在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县的县志上”的“实际死亡人口”，都有可能是“走资派”编造出来的，是“反毛统计学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九十年代公布数据中‘所显示的巨大数字缺口’，用层层反推分解的方式人为制造出来的”，“均不足为凭”。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信口开河。

　　“层层反推分解”，涉及到各级政府机关中的成千上万人，很难瞒天过海的。而蒋正华、李成瑞，也不是什么“反毛统计学专家”。尤其是李成瑞，现在是国内“毛派”的领军人物，反对“走资”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如果统计、地方志、档案部门真的涉嫌夸大而不是隐瞒“实际死亡人口”，杨继绳的调查和写作就不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墓碑》前言中写道：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档案，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档案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按照中国档案法，有关大饿荒的档案本应公开，但是，除四川、江苏等少数几个省以外，多数档案馆还严加控制。经过多番周折我才得以查阅，其中甘苦自不待言。

　　举例来说，2002年12月，杨继绳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查到了30份有用的文件。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作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五）

　　“毛派”人士还有一种说法：“任何中外刊物发表的任何相关论文与研究结果，只要刻意回避和闭口不谈必然发生的、在当时国情条件和形势下必然遗漏统计的各地灾民迁移逃荒数字，不把这一极为巨大的灾民逃荒数字列入计算之中，就只是思想垃圾一堆！”《墓碑》一书，则对于逃荒现象多有涉及。

　　书中引用了山东省省长赵健民1960年12月15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赵健民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清末以来，山东人就有“闯关东”的传统，所以外出逃荒的人数比较多。

　　历史上同样具有逃荒传统的安徽省凤阳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武店公社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在会上哭诉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

　　逃荒到东北的人也不一定都能保住命。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写了《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报告》，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吉林省委批转这个报告时要求严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根据1961年2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逃荒的旅客就死亡38名。当时，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在河南省“信阳事件”的发生地，情况更为恶劣。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一个姓侯，一个姓苟。农民说：南猴北狗，把车站看住了，只能在家里等死了。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多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仅车站收容所就打死饿死1500人。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2195人。

　　这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

　　（六）

　　“毛派”人士说：“一段时间里，人口非正常减少了几千万，可以是活着的人因为天灾人祸‘非正常死亡’了；也可以是那段时间有生育能力的人不去生育了；还可以是那段时间达到和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根本就减少了。如果是第二特别是第三个原因，那么，人都没有生出来，何谈‘死亡’二字？于是，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导致一个时期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了，而这样的原因只有到历史中去寻找。按照人口的结婚和生育年龄推算，三年自然灾害向前推20年左右，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鬼子侵略的年代。”这种说法，一是把“饿死几千万人”与“少生几千万人”混为一谈；二是把“少生几千万人”的责任归咎于历史上的“日本鬼子侵略”。

　　关于第一个问题，《墓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非正常死亡人数是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是4000万。前者来自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与正常死亡率之差，后者来自大饥荒期间的生育率与正常生育率之差。二者各有各的账，不容混淆。

　　由于“日本鬼子侵略”，大饥荒期间的育龄妇女比本来应当有的人数偏少，这是可以成立的，但绝不是少生4000万人的主要原因。《墓碑》指出，极度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才是少生的罪魁。

　　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1961年5月9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组数字：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今年1月才通的有13人。一直没有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自1959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1960-1961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数十万人育龄妇女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1-3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1960-1961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七）

　　“毛派”人士辩称：“非正常死亡”不能都说成是“饿死”的，有些是“病死”的，比如有些老人，本来身体就不好，再一挨饿，只不过早死了一两年。这种说法，与当年掌权者的诡辩与谎言，如出一辙。

　　云南省是饿死人较早的一个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1958年9月3日给省委的《关于曲靖专区肿病情况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仅陆良一个县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占死亡人数的40％。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批示中说：“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开了先例，从中央到地方就按照他的说法统一口径。人口大量死亡，只能说“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宣部《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用“肿病”、“疫病”来掩盖大饥荒，显然达不到让各地“取得免疫力”的效果，而是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地出现了饿死人乃至“人吃人”的同类惨剧。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自然老人占了一定的比例，但年富力强的人也不在少数。譬如山东省，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劳动力的损失极为严重。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除了“饿死”、“病死”的，还必须补充“打死”、“冻死”的。在1960年底的“反瞒产”斗争中，信阳地区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绍平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称：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社员91人，大队书记亲自打过150多人。

　　息县防胡公社大坑沿大队副大队长赵同山（公社下放干部）在1959年12月间，对杀猪、鸡，偷红薯的社员严刑吊打。14岁的女孩李四妮因偷吃了一把面粉，将她的头发吊起来毒打致死。一个杀了一头羊的社员也被他活活的打死了。他还拿刀割了7名社员的耳朵。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春福和统计员罗心清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由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采取了惨无人道的镇压手段，把农民变成了变相农奴，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行动能力，才会出现以下的现象：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

　　（八）

　　1962年夏，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了一场争论。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此后，毛便下决心搞掉刘。

　　后人愧对刘少奇的是，在他冤死近40年后，“饿死这么多人”的真相，仍然没有记载在国史上。以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甚至难以想象当年的这场惨剧。有的“毛派”还故意把水搅浑，将“大跃进”、大饥荒始作俑者的历史责任转嫁到别人头上，一些年轻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杨继绳写道：“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极权制度提前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正是由于有了杨继绳这部80万字的《墓碑》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著述，我们这代人才能免于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是，有关大饥荒的真相只是刚刚揭开了一个角，还有强大的势力集团在拼命地遮掩和美化。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要准备“为理念而献身”。在这方面，杨继绳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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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非常感谢“三味书屋”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阐述很久以来我自己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考的结果，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已经有很多年的教龄了，我曾经跟学校的党委书记说，即便学校的所有领导和老师都坐在我的课堂上，我站讲台上都不会紧张的，但是今天到这来，我的的确确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我很少讲这样的讲座，而且讲的跟我的专业好像是没有关系，自己思考的结果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讲过，只是偶尔提到，当然今天在座的人跟我的学生也不一样，不知道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哪些岗位的，但是一定是非常有思想的，思考过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跟我一样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们才会坐到这来，这就是让我感觉很忐忑，有点紧张的原因。更多地说，我到这来不是给大家讲座，只是把我的思考的过程、结果和一些想法，跟大家进行交流，希望大家跟我有一个讨论。我的一个习惯就是严谨，这个是因为做学问的缘故吧，我觉得没有这个严谨的话，什么事情也没法谈。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它的重要性，今天就不多说了，一句话，到了今天，中国已到了必须改革政治体制的时候了，问题是怎么改革？方法是什么？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复杂的改革，还是一种简单的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今天让人又爱又恨的现实现状？我说爱，就是爱这个国家，恨就是恨我们国家的政府在执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民主主义者所说的左派或者右派，我什么派也不是，而且我也不是党员，可以说这么一句话，我今天不入党，明天也不会入党，但是我热爱这个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每一个人，我深深的爱这块土地，这就是我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外，会去思考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热爱我们的党，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抛弃成见，不要走极端，如果是认真讨论问题的话，要心平气和。
刚才我说我喜欢严谨，对于这个严谨呢，我先做一个界定，我今天讲的题目叫西方民主的缺陷，我把题目给刘老师的时候，我觉得还应该简短一点，因为太长的话，显得很麻烦，其实说民主的缺陷，如果说更规范一点的话，就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用到今天，应该没有太多缺陷，更重要的是我要讲的缺陷，我个人认为，是我们认识上的缺陷，这不但包括我们中国的学者，而且也包括西方的学者，我说的西方的学者，是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两千多年来的学者都包括进来了，当然我这个话说来有点大，就是我认为西方提倡民主的学者，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上有缺陷；第二，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所有内容都包括进去，我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以前也跟朋友们学者们探讨过，经常会把道德问题、法律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等等，都混为一谈。在我正式开讲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们要把道德问题、宗教问题都撇开，比如说宗教信仰，那么要不要涉及？当然要涉及，但是我是讲法律的，我们当然要把他们都分清楚，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我们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核心呢，实际上是个什么问题呢？很简单，我把它叫做技术问题，很多学者喜欢笼而统之地讲中国要改革，也许是自上而下，也许是自下而上，都会讲，但是技术上，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没有人说。前两天别人群发了一个邮件给我，里面有一个叫阮大方的人，提出了中国要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革呢？他就说要在基层的村民进行直接选举等等，别的观点我没看啊，那么他提出来的这一点，到过基层的人都明白，其实在很多乡下农村，早已经直接选举了，这种事情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那么这种做法能不能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呢？我想我今天不去探讨已经在做的，而是要讲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当然我会有一个论证的过程，如果只有结果而没有论证过程，我想是不能说服在座各位的。非常巧的是7月20日到26日，是我当老师，做学者以来第一次实实在在下基层，下到基层什么地方呢？四川灾区，去调研灾后重建的问题，我刚才还在跟刘老师说，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下过基层，没有下过基层的人，怎么可以谈国有企业改革，怎么可以谈政治体制改革？我都是通过逻辑推理研究，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中国经济的问题在哪里，中国政治的问题在哪里？以往我都是通过推论，间接获得的认识，用逻辑的方法推导出结论。那么这次我实实在在下去了，是中国政法大学组织的一个专家团，一个博士团，一共20来人，下去以后一共是六天的行程，第一天我们在成都跟四川省几乎是所有的政府主要部门加上公检司法座谈，谈他们认为灾后重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了绵阳，跟绵阳市的所有政府主要部门座谈，也是谈灾后重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了德阳，跟德阳的政府主要部门加上公检法司座谈，一共是三天，又去了三个极重灾区，一个是汉旺镇，那是一座空镇，已经不再让人进去了，因为我们有政法委的通行证，车子就直接开到汉旺镇里，大家在网上看到那些倒塌的幼儿园、政府大楼的废墟，我都实实在在看了一下；第二个极重灾区，我们去了都江堰，和向峨乡、向峨乡中学；第三个，我们去了北川县城，因为防疫的关系，我们进不到里面去，就在山坡上看北川县城，也看到了北川中学，当初在网上看到，感触就非常深，亲自去了灾区实地现场，当然感触就更深，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政府部门进行了座谈和实地调研，这对于我来说意义更重大。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因为在座谈的时候，当我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绵阳，在德阳，那些基层干部，在德阳的时候，北川政法委也都来了，他们反映的情况，真是触目惊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我听完就是这么一个感受。

下面我们进入我要讲的主题，我们讲西方民主的缺陷，我先以很短的时间，把我对西方政治民主的缺陷的认识，跟大家说一说，至于说依据什么，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花时间了。
第一个，我认识的西方民主或者叫宪政民主的缺陷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政治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权力的来源要合法，这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最核心的思想，如果权力来源不合法的话，当然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西方经过几千年的民主进程之后，他们认为什么是权力的合法来源？就是有一个宪法，宪法规定要让老百姓通过选举产生政府，那么你这个政府政权的来源才是合法的，这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思想。那么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缺陷，这是至关重要的，是对后面所有认识的共同前提。为什么说是缺陷？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看，政权的来源，不管是选举产生，还是暴力获得，一旦这个国家有人获得了执掌政权的权力之后，包括到现在也是，他的执政权力一定是会被得到认可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一定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权要通过宪法获得，即使开始的时候没有通过宪法获得，但是得到政权后，也一定要经过一个宪法的程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是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纵观人类历史，并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是通过宪政、选举合法产生的，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中国今天的执政党，党的执政权力一定要通过宪法获得。其实纵观几千年来，政府或政党对国家的治理，最重要的并不是政权的获得，那只是个前提，只有获得政权，才能去治理国家。，这里我先讲讲我对政治的认识，一句话，政治的原意是来自于古希腊的拉丁文，意思就是城邦和它周边的领土，那么今天我认为政治就是政府对国家的治理。政府要对国家治理，首先要获取治理国家的权力，这个权力的来源其实不重要，纵观今天任何国家，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政府获得权力之后如何治理国家，这才是关键，如果我们政治体制要改的话，改的是什么？改的是后面那部分，前面那个部分，我个人认为，政权一旦获得，我们就认可它，是红党获得政权还是蓝党获得政权，都不重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你的方法去获得政权，只要能够做得到。那么我们看历史上获得政权的方法，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是暴力，一类是通过协商；实际上获得政权之后的治理，才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改政府治理这一块，中国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在获得政权以后，在治理的时候出了问题。如果说当今世界，那个国家的政府把国家治理的最好，毫无疑问，当然就是美国，它的民主程度最高，它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它的优越性就是它治理得好，所谓治理得好，就在于那个关键的词：民主。我认为民主的核心不在于政府产生过程的民主，而在于治理过程的民主。今天我带了一本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的，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叫做《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民主，我们的学者有讲直接民主的、间接民主的，还有代议民主的、多数民主的，这本书里还有讲到远程民主的，那么今天西方兴起的叫协商民主，什么叫协商民主？这本书的总序里面写道：协商民主是什么？就是说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于是我感觉从我看过的所有文章，像刘军宁的等等这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也都是这么界定民主的，那么这对不对呢？这当然没有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这个就是民主，没有这个过程，这个国家的治理就不是民主。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在我看来，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种方法。比如这书里讲到远程民主，远程民主是什么？这书里讲，远程民主是因为现在通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的舆论调查，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所以才有了远程民主。我觉得这么说的问题在哪？它把技术的问题跟政治的问题混为一谈了，远程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让民众参与。我们讲民主或者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让民众参与，至于用什么手段参与，这不重要，无论是代议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还是远程民主，在我看来，这通通是民主的一种方法，除了上面这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有。今天我们国家，我认为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因为虽然宪法上规定了代议，但这个代议是不能仔细追究的，一追究就没有了；至于这个多数民主，我们今天也感觉不到这个多数的民主；远程民主，今天大家可能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然而这些意见有多少可能被决策者采纳，这也是一个问题。民主除了现在西方已经熟悉了的方法以外，能否再找到别的方法呢？如果能够找到别的方法，又能在我们国家适用，那么这是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技术上解决的一个途径呢？既然民主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实现，那么适合于中国的民主是什么？
我们回过头，要讲讲美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不就是三权分立吗？通过三权分立的方法来实现民主，但是我要讲的完全不是这个问题。这里，我给大家再介绍另外一本书，是个美国人写的，在座的可能有看过的，叫《中庸之道》，很有意思，比较三圣，第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第二个是佛陀，第三个是孔子，作者认为他们的思想里面充满了中庸之道，并且列举了三圣的大量的论述作为例证，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间有一章是专门批判美国的政治制度，他说美国的政治民主今天已经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一个是极左，他说美国的民主现在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并且举了大量的例子，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应该回到中庸。他的说法对不对呢？他描述的现象是绝对没有错的，而且大量的存在，那为什么美国的民主走向了两个极端，今天还依然那么好呢？这个学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制度。他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美国制度是让人的言论充分自由的，言论再极端也没有关系，而政府所做的决策等等一切事情，都是规范化的，学者怎么开放都没有关系，美国什么思想都有，乌七八糟，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存在的，在美国都存在。当年的红卫兵，在今天的中国会被当成精神病，但是在美国照样有市场，信奉毛泽东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把你当成赤色分子抓起来，当然美国也有这样的历史，但是今天它根本不在乎，因为这些根本影响不了它的政权的形式，它是真正按照民主的方式进行。为什么美国的民主都进入到如此极端的两级分化的状态了？美国的政权还这么稳固，原因就在于它的行政体制的决策过程是按照程序来的。也就是说你在台下的时候可以是极左或者极右，但是一旦走到领导岗位，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不论是谁上去，程序是不能变的。比如说美国想立个法，不论是政府官员也好、参议员也好、众议院也好，想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任凭拍脑袋的，需要通过参议院、众议院的，必须要参议院、众议院论证，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去做就是了，其实美国政府部门的权力很大，我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得益于我教的一门课，《美国对外贸易法》，很厚的书，对美国制度进行研究。很多事情，国会授权政府部门去做，比我们政府部门的权力大多了，用一个词独裁多了，但是国会不会乱套，因为虽然它的权力很大，但是它有它的规范，它做事情很谨慎，如果不谨慎，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做错了事情，老百姓会提意见，老百姓怎么提意见？第一，选举，他会把你选下来；第二，你损害了我的利益，我去法院告你。大家说到法院去，法官会怎样？会不会站在官员那边？不会，因为法官公正，法官有没有错的时候？有，但是很少。为什么？因为那个制度，它给法官设立的那个制度，那个制度使得哪怕是最基层的法院，都是铁面无私的，绝不会站在政府这一边。那么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今天法官也能像美国一样，别的不用改，把法官这一块改了，政府不是权力很大吗？没关系，一旦政府做错了，我就到法院去告你。政府是管不到法官的，因为三权分立，当然这个三权分立是要打引号的，后面我还会讲到，实际上美国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两权制衡，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宪法制定者不明白法院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有这么重要，这是他们后来才明白的，大家不要认为他们在建国的时候，就知道司法系统独立对这国家有多么的重要。


有一句话，意思是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制度都失效的时候，司法是最后一道屏障，是保护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屏障，美国的这个屏障是真的做到了，但是它的这个做到，并不是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是铜墙铁壁了，而是后来逐渐变成铜墙铁壁的。举个例子，美国《最高法院史》这本书上，这是翻译过来的，一个美国法学家写的，讲到在美国建国的时候，白宫建好的时候，连最高法院的办公室都没有，虽然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但是国家对司法不重视到什么程度，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法官在哪办公？最后就在政府的办公室里面，挤出一间办公室给他们。这是一个不重视司法的例子；第二个不重视司法，虽然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但是都不重视，当年的宪法制定者，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首席大法官，第二是当纽约州的州长，结果他选择了纽约州州长，换成今天，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不会有人放着首席大法官不做，而去做纽约州的州长，这样一比较就知道司法在当今美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讲到这里要做个结论，就是由于美国司法体制的真正的独立，使得即便是参众两院赋予政府再大的权力，政府都不可能去滥用，如果政府滥用权力，结果是，第一，法院会管着你，如果总是被老百姓起诉，结果很简单，就是你这个政府有问题，到时候就把你选下来，因为美国是直接民主；第二，政府本身不会那么笨，因为他们很清楚在重大决策上，参众两院当然会制约它，而且在具体的执政过程中也会非常谨慎，他们也清楚不能总被老百姓告，所以从建国之后，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具体的事情都会有法律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做，只有这样才能少犯错误，所以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行政治理，看它的行政法，实质上就是程序法，很多人也把美国的行政法叫做阳光下的政府法。政府做所有的事情是都要公开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文章的描述，美国政府的文件30年、50年都要公开的，对它来说是没有绝密的东西的，保密只是暂时的，维护国家利益的一时需要，但是法律规定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都要公开的，人们都要根据档案来反思决策到底对不对？比如越战到底对不对？人们要知道你到底根据哪些东西来决定打伊拉克的，比如说布什下台了，我们不追究了，但是如果将来有人再出差错的话，是不行的，决策对不对，到底依据的是什么？现在不公布，但是30年、50年以后都要公布，这在程序上有规定。当然，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的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美国的这些规定保证了你政府再独裁、再拍脑袋都没关系，但是你做的时候要公开，如果人家对你要是有意见的话，当时就可以提出来，如果当时大家没发现问题，过后有了不好的结果，老百姓可以告你，法院会对政府做出惩罚。其实，在我看来，美国的代议民主也好、直接民主也好、协商民主也好，这都是民主的一种方法，也都是一种让老百姓参政议政，让老百姓心理得到平衡的一种方式。真正治理国家的法宝就是两个，第一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第二是行政治理过程严格按照程序。有了这两个法宝，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也好，军事实力也好，都是最强大的。


尤其是让我感慨的是，我不单单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还研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主要的资本国家，让我感叹的是，其他的国家不如美国的地方，就是没有像美国这样的两个法宝，我们不说别的国家，就拿英国来说，大家说它不也是民主国家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8、19世纪的时候，美国还是很荒蛮的，很可怜，在关税问题上，希望欧洲发达国家在关税上跟它让步，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知道美国那会儿多可怜，美国说我把关税降下来，你们也把关税降下来行不行？那些欧洲国家，法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根本不理它，为什么？因为美国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些农产品，我干嘛要理你，所以欧洲国家在对美国贸易中，很长时间以来，它的关税一直都非常高，你就会问我了，美国为什么不提高关税呢？这就是它的制度的好处。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举实实在在的例子，它的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经济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认为关税够国库用就可以了，一个认为关税是保护大企业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由于两党的关税思想不同，结果一个党上台后，关税下来一点，另一个党上台后关税又下来一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表面说是因为背后有利益集团的操纵，当然这个党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推上来的，当然会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你把关税提高了，老百姓反对，说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如果再这样，就要把你拉下来了，这样它就是再升关税，也要顾及到消费者的利益。所以美国建国之后，它的关税，大家可能想不到，在西方国家很多产品的关税高达70%、80%、100%多的时候，美国建国到20世纪之前，它的平均关税只有25%。大家都知道我的专业是讲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的，我们说美国总是有反补贴、反倾销案等等，总是跟我们过不去，而我们政府的宣传总是只看到表面现象，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英国，当美国还比较贫穷落后的时候，只不过比英国多了这两个法宝，就是制度上优于英国，英国也是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跟美国有区别吗？区别大了，大在哪里？司法制度上，还有就是政府治理问题上都不如美国。英国的大法官是由上议院的议长担任的，跟美国是不一样的，英国现在也在改进，21世纪，英国司法制度也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已认识到法官独立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英国，最高的大法官是不独立的，一个党，一旦被选上台后，就可以重新任命国家大法官，大家想，工党上台后，当然任命工党的大法官，干什么？对工党思想进行解释，对工党政策进行解释，遇到事情，需要法官做出判决的情况下，大家知道，法官就会有偏差的，毫无疑问。表面上看起来司法制度跟经济发展没有关系，但事实上是有极大关系的，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中，当政府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大法官会偏向政府，而不会站在美国那么公正的立场上。大家说美国的大法官不也是总统提名吗？对不起，跟英国差远了，英国就是首相提名后，由执政党决定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虽然是由总统提名，但对于法官是否能公正执法，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总统提名大法官，仅仅是给总统的一种荣誉。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这就是后面我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要讲的一个核心问题。总统提名后，谁来决定他当不当这个大法官？第一，所有媒体都会对他个人的历史进行挖掘，看看他够不够资格当大法官？如果不够资格，对不起，总统提名没有用。布什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大法官被否决掉了，谁否决的？参众两院，不同意，为什么？这个被提名人在念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讲演，涉及到种族歧视。老百姓说了，他的脑子里有种族歧视的思想，当了大法官，有色人种不倒了霉了吗？对不起，不能当大法官。在美国，联邦法院的9个大法官是终身制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虽然大法官是总统提名的，但总统并不能干涉大法官，根本不可能管，我下台不由你做主，谁做主，老百姓，比如说联邦法院的9个大法官，执法出了问题，比如说执法不公，老百姓提出要大法官下台，需要国会参众两院同意，而不是总统同意，也就是说我作为法官得罪总统根本无所谓，为什么？我下台不由你决定的，参众两院代表谁啊？代表老百姓，而且参众两院都跟总统没有关系，不像我们的人大，是受制于我们的政府的，这个人大就是一个橡皮图章，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不是重要问题。
美国的联邦大法官太重要了，官司可以从基层的法院打起，如果不服，可以一级一级一直打，即便是芝麻绿豆的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可以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也就是说如果基层的法院不公正的话，你也可以相信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是公正的，因为老百姓心里很清楚，大法官的产生和罢免的机制是公正的，当然能不能选一个有水平的大法官上去？那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了，而且同时9个大法官都没什么水平的概率太低了。美国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被罢免的大法官，从建国开始的6个大法官，到今天的9个大法官，没有人因为犯错误下去的，当然可以平庸的退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因为犯了严重错误而被参众两院罢免下台。如果把美国的司法制度跟其他所有国家比较，差别非常大。在我做过的比较中，其他国家没有比美国的司法制度更独立的。大家会问，最高联邦法院的9个大法官是这样的，那么下级法院的法官呢？比如州也有最高法院，法官也是终身制，而且到了基层法院，原则上也是终身制，除非你自己辞职，但据我了解美国好像还没有当了法官之后辞职不干的，为什么？当法官很难的，要当8年的律师以后才能当法官。当然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历史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很多人没有学过法律，我有一句话，法律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我曾经在江西农村跟村民说过，全世界最好当的官，比村官还好当的官就是法官，当然这有点夸张，为什么？法官只讲公正就可以了。从美国的司法制度来讲，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好，就是因为一旦发生问题，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裁判机构，不论是经济纠纷，还是政府管理出现问题，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裁判机构立在那里，有问题都可以到那里去裁判，都知道它是公正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司法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国家的政权来源合法不合法不重要，即便是通过暴力取得的也没有关系，在后面治理国家过程中，也应该建立一个公正的、独立的裁判机构，外面闹得再凶，也跟法官没有关系，他们就是独立的。美国就是这样，比如布什跟戈尔大选的时候，票数差那么一点点，大家谁都说服不了谁，到底是布什得票多，还是戈尔得票多，那么没办法了，把大法官请出来，官司打到大法官那里，9个大法官关起门，弄了一份长达70多页的裁决书，很多人不明白，他们是根据选举结果最后统计出来，告诉大家是布什胜出。如果说双方票数差不多，说明美国将近一半人是支持布什，还有将近一半人支持戈尔，因为还有一部分人是不投票的，那么好了，一半对一半，大家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都没有意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独立的，如果以往历史不能保证他们公正的话，那么这个结果肯定就乱了套了，但是在美国没有这样，大家心悦诚服，这就说明在一个国家，无论其他的事情怎么样，有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司法的独立。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政权是怎么得来的不重要，是一党执政还是两党轮流执政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原因是什么？很多学者都说应该多党执政，如果司法不独立的话，你换一个党上去，它会公正吗，会不腐败吗？大家说了，换一个党上去，司法体制改革，改公正了。真的换一个党上去，就一定会把司法改公正吗？如果有这个麻烦，还不如在现有体制下，让司法独立出来，我们促进执政党，告诉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这个话，不是我瞎编出来的，我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对方就说了，我们换个党上去，在选举的时候向选民保证会把司法体制改革了，各位，这种承诺你相信吗？政治家的保证，我一点都不相信，与其这样，还不如在现有的执政党下，你要想上去，你想这个过程有多漫长啊，我们讲什么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今天可能用武装暴力推翻现政权吗？这个不可能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我想是我们人民不答应。
在我看来一旦用暴力解决政权问题，遭殃的还是老百姓，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证明过了，所以我们国家的变革，一定要在和平时期，通过文明的方式过渡，由专制改革为民主，而破除专制的第一步，就是司法体制改革。而司法体制如何改革？是我待会要讲的。跟司法独立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程序问题，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哪些方面着手的话，第一，把司法体制独立起来，那么这种独立是我待会要讲的，不是自上而下，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改革；同时进行第二步，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有两大法宝，我们只要借来用用就可以了，就是政府的管理要程序化，也就是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公开，听老百姓的意见，我们不是要协商民主嘛，在这个事情上，只要政府做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就可以了，技术上怎么调整？我举个例子，就拿我们四川灾区的重建方案来说，我的那篇文章在《中国改革》杂志上登出来的，我要求政府做到一点，四川整个灾区搞个重建的规划，政府请了来自十个不同国家的具有灾后重建经验的公司一起来，就定这样一个方案，是不是就由他们定了算呢？那是不行的，要向美国人学习，把重建方案公布出来，比如说公布在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上，让大家看，让大家提意见，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叫BBS，大家都知道，可以让大家把意见都写在BBS上面，总不能让大家都写信给温家宝，总之有地方让大家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保证被看到，如果有人乱说乱讲怎么办？很简单，实名制就行了，这是技术问题。在这个BBS上，你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意见，而且我相信实名制的话，你上去提意见一定会慎重考虑的。这样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如果大家对方案真有意见的话，那么政府就会看见了；还有一个，就是程序，就是国务院的规划小组，把意见归纳出来后，还要调研，调研完了，还要对问题进行解答，哪些需要修改？哪些提得对？有这么个过程，我们今天似乎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叫听证，我记得咱们“三味书屋”刘老师还是顾问呀，她对这个听证制度意见大了去了，为什么大了去了？没法不大，就是听而不证，还是证而不听？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是你说再多，人家根本不理你，也就走个过场，走个形式，那是不行的。我说的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在技术上很简单，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让大家都看到，最后告诉大家是怎么对待这些意见的。大家想想，如果政府做重大决策之前，每件事都能这么公开的话，比如土地制度，补偿制度等等，老百姓通过远程民主这样一个方法提意见的话，那么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问题就要少的多得多。这是讲的程序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政府行政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合法率，前两天我从四川回来，我跟一个在行政法上很有造诣的朋友聊到政策和法律的区别，我们就感叹中国政府从两千多年前至今，历朝政府的管理模式，跟美国不一样，跟西方不一样，我们叫定性管理，不是定量管理。我这次到灾区去，感触非常深，刚才说有个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务院意见，大家如果能看看这个意见的话，就知道了，是定性管理，不是定量管理，也就是说在这个意见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量化的。大家说，它不是意见吗？怎能量化呢？我刚才跟大家说我到灾区去，灾后重建的问题，从底下最基层的领导干部，给我的信息是什么？我这里有他们的文字的东西，就是灾后重建的，最高检察院的，最高法院的，公安机关的，司法的，还有律协的一堆，这其中从省到县的各级政府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标准是什么？比如说什么叫灾民，有没有一个标准？因为要对灾民进行补偿。说危房，危房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管理跟历朝历代的皇帝的管理是没有区别的，他们从来不知道管理问题是需要量化的。这个量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企业家知道的也不多，如果一个企业家明白管理是需要量化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就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企业了。 ( http://www.tecn.cn )
从前面讲到现在，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归纳两点，第一首先要改司法，要让司法独立起来；第二，我们政府的行政管理，两个方面，一是程序公开化，这个公开就是按照我说的，程序要规范；二是进行标准化、量化的管理。其他，至于说政权是怎么来的，合不合法，能不能进行两党轮流执政？从我们今天的国情来说，不可能马上进行两党轮流执政选举的，至于为什么？我就不论证了，写这种文章的人太多了，至于说现在呼吁进行多党执政，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说的那两点没有实现的话，无论换哪个党上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换一个党上去就会做好，我才不相信呢！如果能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做这样的改革的话，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发现老百姓怨气少了、问题少了，每个人都可参与政治，都可参与国家的治理，为什么？因为国务院的政策出台，都要听取民众的意见。有人说这样做成本太高，对不起，成本是必须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灾后重建的政策措施的意见，一共就没几条，如果再不量化的话，底下问题就一大堆，基层各级政府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等于是标准不一，对老百姓造成的结果就是不公正，这还不算，由于标准不一，就给了基层官员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个自由裁量的空间就给了他们足够的腐败的空间。美国也有足够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是人家不腐败，因为背后有司法独立制度在监督他，他不敢腐败。所以这两个方面都要同时进行，缺一不可，当然这个行政的过程是一个技术的过程，而司法体制改革在我看来，在一开始的阶段，也是技术上的改革。那么为什么是技术上改革，行政这块，我就不展开讲了，其实很简单，政治体制改革，改行政的话就改两点，第一程序化，第二标准化。那么司法体制改革，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基层开始。
关于从基层开始的想法，不是从灾区回来之后才有的，对于整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我在去年的第四期的《中国改革》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都作了阐述，包括怎么改。我这里要说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司法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头。我到四川灾区去，基层官员，不论是司法局的、政法委的，还是县长、县委书记，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他们说基层的官员压力非常大，这个压力大在哪呢？因为现在群众要上访，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不让群众上访，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当时如果大家上网，会看到绵竹那些校舍倒塌的学校的学生家长，要从绵竹到绵阳去上访，还不是到北京上访，结果绵竹的市委书记给这些家长下跪，请他们不要去，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一定会拿出一个办法，公正的处理豆腐渣工程，这只是百姓要上访的一件事情，现在灾区百姓要上访的事情多了，一个政法委的专门负责上访的副书记说他的手机都不敢关，睡觉都睡不踏实，为什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不知道谁会跑到北京去？他们总结了几个字，说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叫信访不信法，他们说你有意见去法院告好了，但老百姓不相信，老百姓认为到法院告，没有找领导管用，领导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老百姓有事情就找领导，县委书记不管用就找市委书记，后面还有一句话叫信中央不信地方，这是灾区的基层干部给我们总结的话。大家想想信访不信法，信中央不信地方，原因是什么？法律不公正，地方政府不公正，只有让中央的领导知道了，这个事情才能解决，中国这么大，如果都让中央领导解决，哪里解决的过来？这是非常可笑的，由此也可以知道司法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调研的时候，我没有讲司法独立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时间，都在听底下的人讲，一天座谈4小时，有三个半小时在听基层的人讲这些事情。我听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老百姓信法不信访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后来非常巧，我从地震灾区回来的第二天，刘老师给我打电话，成老师来讲讲，我说好，我感触太深了，司法体制一定要改革。那些政法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们自己都认识到，北川县的政法委书记、德阳的政法委书记都说，我们知道现在的体制下，政法委书记对法院的判决是有决定权的，我们重大案件是政法委书记说了算，然后他们基层的书记们都说不能再这样了，大家想司法体制是不是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至于怎么改？其实很简单。我先讲一个现实的事情，陕西榆林市委书记今年三月份刚调走了，本来跟他谈过了，我的一个朋友非常想在榆林帮他做系统工程，就是政府治理的系统工程，其中有一块就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就从县法院改起，我在发表的文章中曾经讲到，怎么叫从县法院改起？我刚才讲了美国最高的大法官是怎么产生的，美国法官产生的方法，是可以拿到我们这来来用的，谁提名不重要，但是一旦提名任职，提名的人却没有权力把法官辞退掉，我们的法官，原则上应该终身制，如果法官没有终身制，三天两头被炒鱿鱼，法官会不听领导的吗？大家都清楚我们国内今天的法官其实不是法官，是政府行政人员，是公务员，法官是不能成为公务员的，我们的司法独立就是让法官成为真正的法官，就像让我们的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一样。法官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法官？技术上很简单，十年前我连想都不敢想，今天敢想了，为什么？并不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多高，我们今天有多大进步，而是因为今天有了网络。我真的感谢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座的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有了网络你就敢想了？十年前我就在想能不能让司法独立，我想不出让它独立的办法，但是今天想出来了，很简单，就象美国法官的判决，老百姓都可以知道，所有案件的资料，老百姓都可以去看的。有人会问，我们今天的判决书不也是公开的吗？那个公开是不完全的，是表面的。如果你跟这个案件没有一点关系，你到法院去要求看判决书等等，法院是不会给你看的。我们做得很过分的。武汉有一个法院，法院开庭，现场转播，这就叫公开，其实很荒唐，审理过程公开，并不意味着判决过程公开，判决过程不公开，意味着判决书上，只有结论而没有论证过程。我是学法律的，看过无数判决书，经历过无数个真实的案子，帮朋友打官司，在北京市的中院、高院，按说北京法官的素质应该很高了，但是最后的判决，只有结论没有过程，我提交的证据，在判决书里根本看不到，这意味着没有被引用，这是个很小的案子，物业费，几十万的物业费，当事人在国外，我跟法官说必须当事人来了，才能开庭，法官根本不理我，一审开庭在海淀法院，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案子，审完之后，我到了中院说程序出了问题，为什么？因为当事人没在北京，怎么能就缺席开庭？而且我已经提交了加拿大使馆出具的当事人不在北京的证明，但是法官依旧开庭，之后我上诉，告诉二审法官程序违法，最后二审还是判了，根本不提程序违法的事，连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知道程序违法是要重新审理的，人家就是不重新审理，直接就判了。于是问题就来了，你不是说法官独立吗？曾经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我说：“成老师认为司法要独立，那你不认为法官的权力太大了吗？你看那些法官没有人管他，所以无法无天”，其实那是因为制度设计上的错误，法官独立不是无法无天，美国的法官敢无法无天吗？他敢无法无天，明天就得下台，因为美国的法官当了六年之后，老百姓要投一次票的，当然这不是选举，我们说美国最基层的法官，比如镇上的法官原则上是终身制，他的提名是通过一个提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临时的，根本不拿钱的，到了法官有空缺的时候，镇长，律协的人等等一共5个人，几个人组成这个委员会，是义务的，提名谁可以当法官，从名单里面挑出人来，上去了，然后6年之后，老百姓要投一次票，这个时候，提名委员会不再管用了，因为仅仅只有提名权，就像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总统仅仅只有提名权，如果老百姓对一个法官有意见，因为他老判错，6年之后，这个法官能不能继续当法官？老百姓可以根据他的所作所为，划个勾就把他划下来了。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了解，最近美国的基层法院有法官被选下来。我举两个例子，有个法官拿着自己的衣服到洗衣店，说人家把他的裤子洗坏了，让人家赔偿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赔偿费，洗衣店老板不干了，把法官告到了当地的法院，当然他不能审自己的案子，就换一个法官，判案法官就说他这样做太不对，判他败诉，之后不久，这个法官就被选下去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老百姓就把他选下去了，一点都不会复杂，他下去之后，根据程序，做出一个程序上的裁决就可以了；这是一件事情，还有没有？多了。但总体上，美国法官被选下去的不多，有个案子，凤凰卫视连续播过好几次，就是一对中国的夫妻，到美国后，男的惹上官司了，刚刚生出孩子后，在教堂认识一对美国夫妻，说无力抚养小孩，请美国夫妻代他们抚养，签了个书面的东西，结果这个男的因为涉嫌强奸被告，前前后后用了7年时间才打赢了官司，这期间女孩一直在美国夫妻家中抚养，这个时候他们去要孩子，结果人家美国夫妻不给他们了，原因是什么？美国夫妻认为当初的协议是委托抚养到18岁，但是中国夫妻认为书面上没有这个条款，然后打官司，一审判决这对中国夫妻胜诉，然后美国夫妻上诉，二审判中国夫妻败诉，为什么？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认为二审是不对的，认为美国夫妻没有权力把她养到18岁，所有的证据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法官愣是这么判，说明法官是有偏向、有歧视。美国有个公盟，就帮助这对中国夫妻把官司继续往上打，打到联邦巡回法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法院，巡回法院判决中国夫妻胜诉，而判中国夫妻败诉的二审法官，正好两年后轮到他被投票，结果就被老百姓给选下去了。大家想想，美国制度多么简单啊，法官在台上还有几个敢不公正的？你只是个裁判，不是别的，老百姓只要求你在一件事情上说句公道话就可以了，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力，你对法律理解不透，是另一回事，而且你理解不透，还可以向上打官司，不能说所有的法官都理解不透。这样的制度如果用在我们国家，不用自上而下，从县法院开始，我们的法官改一改，也就是他的产生，政法委书记提名也好，谁提名也好，无所谓，当然有个条件，贺卫方老师也说过，很多老师都说过，法官应该有过当律师的职业经历，这对于法官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这个经验，你就是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毕业，出来当法官都会出问题，一定要经过实践，从律师中产生法官，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不是通过公务员考试，从法学院的学生中产生，今年我的两个研究生，一个到丰台法院、一个到宣武法院去了，去年我的研究生去了海淀法院、海淀检察院，都是没有工作经验，直接去了，当然素质会高一点，但还是不如直接从律师当中产生更合理，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谁提名不重要，原则上终身制，终身制很简单，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老百姓对你不满意，把你选下来，大家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法官做的好还是不好、公正还是不公正？美国新闻完全是自由的，法官做的不好，媒体铺天盖地就把你报道出来，我们敢报道吗？每个报社都有司法记者，开庭的时候记者都去了，然后对我说：“成老师，对不起，这个我不敢报，中宣部有规定，这个是不属于报道的范围”，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媒体报不报道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衡量的办法，最高院已经在改革，我刚才说了，连你审判过程都可以公开，判决书为什么就不能公开？如果只有一份判决书，没有把我的证据放在上面，那么别人怎么知道呢？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么我要求再往前走一点点，法院的所有的卷宗，除了当事人要求保密的，或者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以外，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其他的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应该公开，而我也不要求公开，你只要让我查证就可以了，只要把起诉书、答辩状和判决书放在法院的网站上就可以了，从基层法院开始做起，现在几乎每一个政府和基层法院都有自己的网站，只不过别人进不去，如果大家今天回家上网，查查看一个法院的网站，公开程度最高的是山东东营的中院，谁都可以进入网站，这是最高法院改革的样板，既然有一个法院可以这么做了，那么其他的法院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我们从县法院改起，从民庭改起，民庭涉及到老百姓最多，你把所有的法官的所有的案子的起诉书、答辩状、判决书一共三个文件放在网站上。如果老百姓打官司，上诉，上诉维持原判，人家根本不理你，如果没有领导关系，受冤枉也没处说。那么现在受冤枉了，第一判决书放在那，有人说了，我也不懂法律，放在那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我们律师有提供义务咨询的，到时候有老百姓说成老师，你帮我看看判决书，我认为它有问题，是不是不公正？我拿什么来判断？你的起诉状，他的答辩状，然后再看判决书，基本上就会知道判决书是公正还是不公正。这法官老不公正的话也没关系，人家6年选一次，我们5年选一次，5年之后，当地每个有投票资格的老百姓都去打勾，为什么？县法院的网站上，每个判决后面都有人评价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去年我在《中国改革》杂志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总编把主编一干人等全叫来，那主编就提了个问题：有这么多人对法院的判决关注吗？我想这个问题不要我回答，在座的都清楚，不用担心，只要看看现在网络上一个热点问题，有多少人点击、有多少人跟帖就知道了，有人说乱套了怎么办？我刚才说了，很简单，实名制，只要身份证号码一登记，就像奥运门票一样，就可以管理了，很简单，但是不能允许随便删帖。好了，我的政治体制改革很简单，到此基本就说完了，里面的一些理论问题，比如程序，什么叫程序？我没去论证，我今天讲的是技术，如果从基层法院能这么做的话，这个做法是很简单的，有人会问我，你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政府会不会这么做呢？这才是关键，如果政府不会做，信访不信法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网上可以下载到，叫《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是1981年2月战士出版社出的，那个时候还是在内部发行的，作者是英国伟大的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他是英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主编，这本书是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修改，我说中国政治体制应当这样改革，是受了这本书深刻的影响，他说一个战役要取得胜利，一定要走间接路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用实行多党制吗？多党制确实有很多好处的。我刚才说了间接路线，如果今天中国政治体制能这样改，多党制是早晚的事情，如果直接实行多党制，按照利德尔—哈特的话来讲，就是走直接路线，而走直接路线，往往会失败的，这本书里引用了2000多年来的200多个战役，并且着重分析了30几个战役，这些战役里取得胜利的，基本都是走间接路线的，走直接路线是需要很多附带条件的，在200多个战役里面，只有6个战役是通过直接路线取得胜利，当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走间接路线，走直接路线是行不通的。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说这本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有《孙子兵法》，我为读这本书，所以也读《孙子兵法》，两本书在战略上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在哪里？《孙子兵法》全部是结论，《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是通过一个个的分析来论证一个结论，中国人，学者也好，一般人也好，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讲结论，而且是主观的结论，没有论证过程，而《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整本书就是一个论证过程，让我最感慨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不仅仅是个军事学家，我个人认为他还是个哲学家。我的想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走间接路线，在技术上先改革，能不能实现呢？我给大家读两段话，说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就是中国会不会走这条路，能不能走这条路？一段话是我前面提过的《中庸之道》中的话：“如果你从楼上跳下来，如果你想不向下沉，而是往天上飞，那是不可能的，不论你主观怎么想，地球引力总是存在的，所以你必然是往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逆道而行，结果就是你必然灭亡”，另一段就是来自《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利德尔.哈特说：“历史已经证明，先知者对人类的进步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而且同样表明，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并且毫无保留地把它公开说出来，那就会有实际的价值，不过，同样也很明显的是，这种真理而后的命运如何，则常常取决于另外一批人，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领域里的战略家，将力求使真理与人们所能接受的限度调和起来，他们在这一工作中的成就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自己对真理所掌握的程度，二是他们在宣传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本领，先知者将会遭到指责，这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至于这个指责能达到何种程度，那就要看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领袖则不应该因此遭受指责，如果他遭受指责，正好证明他已经失败，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其原因或是缺乏智慧、没有能力，或是未能认清自己的职能应与先知者有所不同，不过只有时间就责难的结果做出判决。”对于这段话我非常感慨，因为他讲的非常对，这都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如果我们今天的讲座有人去宣传，如果有领袖能听到这样一段话的话，那么他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最终，我有自己的一个感慨，就是在美国建国的时候，有很多跟华盛顿一起打仗的将军就说：“美国应该实行军事统治”，但是华盛顿没有接受，华盛顿最终接受了法学家的建议，制定了一部宪法，我常常想，如果华盛顿一念之差，接受了军事将领们的建议，实行军事制度的话，那么美国会是什么样子？历史有必然性，也就是中国走向民主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只是它在什么时候实现，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性。

刘军

概要：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civics and government）课程的国家标准，通过对该课程标准的分析，表明在公民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厘定清楚政府的权威和责任，厘定清楚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而现代公民教育的要旨，在于通过健全的教育，在政府权威和限制之间，在公民权利和义务之间，在政府履行职责和公民履行义务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均衡，既能够保持秩序和法治，同时又能够保证个人自由和创造力。
关键词：公民教育，公民文化，课程标准

一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中小学开展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citizen education）课程，比如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的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小学中，公民教育也是重要的课程。
中小学的公民教育课程如此受重视，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民主制度——又称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或者宪政民主制度（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建立了比较合理的制度，强调主权在民、代议制、分权制衡以及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划分等，从而在制度安排上达到了很精细的状态。但是，再健全的制度，如果没有健全的公民去实行、去参与，去维护，它就仍然无法良好地运行。所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很强调一以贯之的公民教育。这种教育，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经过中小学，直到大学，直到一个人的终生教育，是贯穿始终的。
公民教育途径可能有很多，在家庭生活中，在宗教生活中，在社区生活中，都可以培育起公民精神、塑造出公民性格，建立起公民文化。但是，今天的学校教育，对于公民的培育和成长来说，是最为关键的教育，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强调中小学的公民教育课程建设，纷纷开发出不同的公民教育标准，以便为民主政治制度的顺利运行和健康发展培养出合格的、有知识和有参与技能的公民。

二

美国从立国之初，就非常重视对于人民的公民教育。1790年，乔治·华盛顿在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就很精辟地强调了对人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
“知识在每个国家都是公共幸福的可靠基础……它为自由宪法的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说服那些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人，让他们相信政府的每一个有价值的目标都得到了人民受到启蒙的信心的最好回应；教育人民自己知道并珍视自己的权利，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为他们提供保护；区分清楚政治压迫和政府所采取的必要行动之间的差异……区别自由精神和胡作非为之间的不同。”[1]
美国在立国之后，公民教育一直没有间断。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实地考察了美国的民主状况，回去后写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他在这本书中，对美国社会的公民教育状况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全体美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处于最高者和最低者之间。在新英格兰，每个公民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且在这种教育中他们还学到了宗教方面的若干知识和论据。他们了解本国的历史，知道本国宪法的要点。……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怪物。”[2]
托克维尔还说，普通美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政治情况非常了解，“他们将立即告诉你，他们的权利都有什么，他们应当怎样去行使这些权利。他们也知道按照哪些惯例在政界活动。……他们对行政制度十分熟悉，而且很懂得法律的机制”。[3]
他总结这种教育的时候说：
“在美国，对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教育，都以政治为目的。”[4]
我们从托克维尔的叙述中可看到，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宪法权利都有着很明确的认识，并且懂得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维护民主制度。这也印证了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名言，他在强调对人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时说：
“把最终的权力交给人民保管，这是最安全的。如果我们认为人民还没有受到启蒙，还没有健全的判断力来行使权力，那么，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不是从他们那里把权力夺走，而是教育他们，使他们拥有健全的判断力。”[5]
由此可见，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对于公民教育有着深入的认识，始终在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公民教育，并且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投票人数下降，青少年远离政治，普通公民对政治怀有冷漠的心理。这些新的情况，促使美国历届政府不断提出教育改革方案，以便改进国家的公民教育现状。

三

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提出了新的全国教育改革法案，1994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即《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Education American Act)。这部法案明确提出制订全国性的中小学教育标准，其中对于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程标准，也做了具体的设定:
“目标3 学生成就和公民能力
到2000年，所有4年级、8年级和12年级毕业的学生，应该在英语、数学、科学、外语、公民与政府………等学科中具备经过证明的能力，以确保他们能够……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做好准备。
目标6 成人脱盲与终生教育
到2000年，所有成年人应该识字，并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在全球经济中竞争，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公民的责任。”[6]
1994年，美国非营利的公民教育机构——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在美国教育部教育研究与促进办公室（The Office of Educatin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OERI）及PEW慈善信托基金的支持下，开发了一套解释标准，即《公民与政府教育国家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for Civics and Government）[7]，对这部法案所设定的公民教育标准，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比较详细地列举和说明了在大学前教育（K-12）的各个年级准备达到的公民教育目标和标准，对我们了解美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理念很有帮助。[8]
在幼儿园到四年级的“K-4课程内容标准”中，该标准所设定的大致内容如下：
一、什么是政府？政府是做什么的？
A、什么是政府？
B、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
C、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
D、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E、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F、你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
G、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区别在哪里？
H、为什么限制政府的权力很重要？
二、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
A、美国宪政民主制的最重要的价值和原则是什么？
B、美国人民对自己及对政府的一些最重要的信仰是什么？
C、为什么美国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
D、美国的多样性文化的好处在哪里？
E、应该如何避免和处理多样性文化当中的冲突？
F、人民可以如何通过共同努力来推进美国宪政民主制的价值和原则？
三、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政府是如何体现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目的、价值和原则的？
A、美国宪法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
B、全国政府是什么？它如何保护个人权利和促进公共福利？
C、州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D、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E、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全国政府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中，谁是你的代表？
四、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及世界事务的关系是怎样的？
A、世界是如何分为众多的国家的？
B、国家间如何交往？
五、在美国的宪政民主制中，公民的作用是什么？
A、成为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
B、一个人如何成为美国公民？
C、美国公民的重要权利有哪些？
D、美国公民的责任有哪些？
E、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对维护和促进美国的宪政民主制是重要的？
F、美国公民如何参与政府？
G、政治领导和公共服务有什么重要性？
H、美国人如何选举领导人？
5—8年级课程内容标准、9—12年级课程内容标准大致是K-4年级标准的深化、扩展和延伸，主题仍然集中在对于宪政民主制度的了解和理解方面，尤其是对于政府权威和责任的介绍，以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介绍上。

具体分析其标准中所设定的内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认到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理念。例如，在“什么是政府”，“为什么政府是必需的”，以及“为什么限制政府的权力很重要”这些主题方面，标准要求4年级毕业的学生应该能够理解政府的权威及其来源，能够理解政府的必需性及其职责、功能和目的，能够区分有限政府（社会中的每一成员——包括行使权威的政府官员本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政府）和无限政府（对掌握权力的官员没有有效约束和控制的政府），以及能够理解，政府的权力受限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此才能确保政府官员履行其责任，服务于政府的主要目标，不至于误用或滥用其权力。
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方面，该标准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政府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的人身、政治和经济权利。同时，也应该使学生了解，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大多数权利在与其他更重要的权利、价值或利益相冲突时，会受到限制。要使学生既理解权利的重要性，也理解合理的限制的重要性，以使他们获得理智地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
在公民的责任方面，学生应该理解，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伴随着公民义务和责任，公民义务对于建立一个自治、自由和公正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为达到这个标准，学生应该能够分辨人身责任（如，照顾好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要承担责任，利用好受教育的机会，支持家庭）和公民责任（如，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权利，留心社区的需要，关注当选的领导人的工作情况，与自己在学校和政府中的代表联系，投票，纳税，做陪审员，服役等），并能够解释其重要性。
在“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对维护和促进民主制是重要的”这一主题方面，需要学生理解，一些性格特点不仅有助于个人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也很有贡献。这些性格特点包括个性方面的特点，比如道德责任感，自律精神，尊重个人财产和人性尊严，以及同情心；同时，也包括公共道德方面的特点，比如举止文明，尊重法律，关心社会福利，有批判精神，坚持不懈，以及富于谈判和妥协精神等。

四

通过对该标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公民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厘定清楚政府的权威和责任，厘定清楚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这里重要的是，使公民知道政府的权威何在，政府的责任何在，政府权力又应该止步在什么地方；同时，也使公民清楚地了解，为什么要尊重政府的权威，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

可以说，现代公民教育的要旨在于，通过健全的教育，在政府权威和限制之间，在公民权利和义务之间，在政府履行职责和公民履行义务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均衡，既能够保持秩序和法治，同时又能够保证个人自由和创造力。这样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需要很高超的政治智慧来加以维持，而获得这种智慧，全赖于健全的公民教育。
关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有过一段很形象的说明。他说：
“古谚说文明就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比赛。在民主制度中，我们要保证让教育赢得这场竞赛。”[9]
因此，公民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文明与灾难、文明与野蛮的赛跑中，必须保证使文明获胜，而不是灾难获胜，不是野蛮获胜。为此所进行的公民教育，应当时刻有着这样的警醒，即保证文明的力量赢得这场比赛。

Defend Democracy through Education: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for Civics and Government
Keywords:
Civic Education, Civic Culture, Curriculum Standards

Author Background:
Dr Liu Jun received his Ph.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2004 in Literary Theory. Now he is one of the core members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ogram,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senior editor of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Literary Theory, Cultural Theo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iv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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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shington to Congress on a National University,1790”，see Richard Hofstadter and Wilson Smith,eds.,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1:157-158；转引自[美]埃里克·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09-110页
[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1版，第350-351页
[3] 同上书，第353页
[4] 同上书，第354页
[5] 转引自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National Standards For Civics And Government, Calabases, Calif. ,1994，p.v
[6] Goals 2000:Education American Act，见http://www.ed.gov/legislation/GOALS2000/TheAct/sec102.html
[7]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National Standards For Civics And Government, Calabases, Calif. ,1994.以下课程标准均引自该书，不再另注。 ( http://www.tecn.cn )
[8]这里所说的课程标准，并不是指公民教育的课程大纲，而是每一年级毕业时应该达到的标准，可以称为“准出”标准（exit standards），分别指的是学生在K-4、5-8 和9-12年级毕业时所应该知道和掌握的公民知识标准。同时，要达到这些标准，除了公民课程的教育之外，还需要其他课程的配合，比如历史、文学、地理、经济和科学等课程的共同配合。学生也应该得到在课堂、学校和社区中得到公民参与实践的机会，以达到这些课程标准。
[9] 转引自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National Standards For Civics And Government, Calabases, Calif. ,1994，p.1
刘军，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公民教育项目课题组核心成员,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研究领域包括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政治哲学和公民教育理论。”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